二

开元通宝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3127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

公元626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道篇》）。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 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权力，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不挣钱，官员缺乏动力。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的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物价也不会涨了。

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地主和豪强，相反，皇权始终对这些人始终保持着警惕，毕竟他们才有能力挑战皇权。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农业，确切的说是自耕农。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200多万户，而隋朝鼎盛的时候有900万户（公元609年）。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当然，也不纳税。

之所以这么判断，因为户数减少多的地方往往是富庶地区，也就是河北和河南两道。这两个地区的士族最集中，资料说明，士族一点都没有减少。也有人统计，唐初两道分别只统计了人口的15％和10％（《剑桥中国隋唐史》），其实，凭士族数量就可以判断漏报人数，他们是不会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当隐士的。

无论怎么判断，对李世民来说，这个数字都是不能接受的。

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鼓励农户从狭乡迁往宽乡，去狭乡的男丁授田一顷，老人、残疾人授田40亩。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吸引力很大，一次搬迁弄几十亩地，值得。

授田、狭乡迁宽乡，说白了跟拆迁差不多，把农民从富庶地区迁到偏僻地区垦荒。即使如此，总算有了自己的田地了，农民很满意。依附士族的农民少了，税收上来了，士族的力量削弱了，李世民也很满意。

结局似乎很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