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能游离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集权者的统治基础。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集权下他们逐步成为没落群体，但此时士族已成气候，集权不可能骤然割断传承千年的体制，秦朝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士”同时也代表儒生，因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可能读书。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士族得失急骤、生死无常，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却演化为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并非皇权并非不希望集中，实在是皇权存在的时间太短，东晋以降王朝更迭频繁，皇权还没有时间形成权威，为维护自己地位皇权必须依靠最强的现有势力，这个势力就是士族。

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其没有绝对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消耗了士族子弟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门阀，虽然不排除个别人有本领，但大部分不太靠谱。这到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诗词歌赋，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人物之笔。士族子弟从心底里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人甚至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此时，中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

最终，皇权战胜了士族，制度路径走向了集权。然而，士族渐渐消失，是有必然的理由的。

即使士族在东晋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地方自治能力，不管在中央位置多高，地方领地多大，都没有领地行政权和税收权，对他们来说只能收租而不是收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没有能够获得与皇族长期抗衡的能力。

在集权国家，出现一个猛人并不困难，这个猛人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消灭所有对手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帝国，他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才能实现专制。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打到所有对手，不能建立控制体系，结果是流寇（历代农民起义）。

隋唐以降的科举实际凭皇帝一人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来自皇权，只有依附皇权才能获得权力，甚至他们自身个人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士族就此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