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邦九世孙刘秀当上了皇帝。
与常识相反，刘秀登基后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因为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却是一个搂钱的好办法。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史书中没有刘秀之后的铸币记录，直到中平三年（186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
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500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做官大人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的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啊。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张角就不同了，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为造反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的先河：将神与现世融汇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一之神仙，估计他是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刚出道的时候张角靠卖大力丸为生，如果你死掉了，那证明你就是魔鬼，死了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当然是张大仙的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性又有什么意义。太平道教，便是中国道教的起源之一。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当年刘邦混的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实在没人能说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个本书记述的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189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
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的两个事情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这里不想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没错的，可史籍记载下来的都是狗熊。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可景帝当时很穷。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被成为“子钱家”，本金被成为“子钱”。人家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吗，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国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贷记录，也就是官方借贷。
中国皇帝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汉朝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这也难怪，子民都受灾死了，皇帝想抢劫也没地方了，其实死掉到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最大规模的借贷。
看到典籍中记载的赈贷措施，大家不要由此以为“皇帝爱民”。今文经学中皇帝受命于天，但在诏令中永远只能看到他们对小农虚伪的爱，在史籍中对皇帝连篇累牍的歌颂中，我们也看到了小农对皇帝恐惧的爱。
皇帝最爱自己的权位。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汉朝不过是500年，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春秋战国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个时代就转换为人对人的恐惧。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之间的征伐，同样也是自身经济进程的竞争。
那个时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何况战争本身就不怎么文明，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锋利箭簇的背后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一过程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世俗权力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权力意志取代经济中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
在这里，没有竞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权力竞争。当货币寄托了世俗权力妄想，便无法承载经济进程，货币的经济作用最终也将在权力统治下幻灭。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权力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商品流通。
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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