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金山： 1978年3月8日的上午，我坐火车离开上海的北站，到杭州浙江大学报到。列车开动了，我依然沉浸在刚才单位同事送行的情节之中。我想，从这一刻开始，我已经不是上海人了，是浙江人了，有点说不出的滋味。突然，有一位路过的旅客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当时的座位是顺着列车前进的方向，在三个人座位的靠走廊的位置），说“金山，你到杭州出差？”我从思念中醒来一看，是我一位认识的熟人。我说到浙江大学理科部报到。我们正聊着，坐在我位置背后的一位年轻人站起来，与我们搭讪道，你读的是那个专业，我说是计算数学。这位年轻人高兴地说，“我也是到浙江大学报到，也是同一个专业。”

世界这么大，但就是这么有缘。这个人就是陈钢同学。之后，我们一起在杭州城站下了火车，一起上了大学前来接站的汽车，一起进了浙大的校门，一起与理科部前来接待的男女同学走进学生第七宿舍一楼的同一个房间。里面一共四个双人床。我是靠窗的上铺，而陈钢正好是我的下铺。从此，开创了将近四年的求学生活（他在最后一个学年作为交换生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上课）。也开启了将近四十多年的同窗友谊。

陈钢将去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上课时，临行前，送给我一把不锈钢的调羹（我当时用的是铝的调羹），说“当你吃饭时，可以想起我来。”之后，我在各个工作单位直到退休前，一直用着这个调羹，也始终记得这个友谊。现在退休在家，这个调羹一直放在筷笼里，也时常用着。尽管不锈钢的调羹的色彩已经暗淡了，但是记忆犹新.

如说到当年能上浙大求学，确实不容易，就是考上了，其中是有许多事情（故事）好讲（待以后再次碰头时细聊）。当时，上海的入学通知单在二月下旬已经发下来了，但是我看到了，却拿不着。由于工作需要（参加区公司的筹备工作），差一点组织上希望我不来上学了。我请区里的老领导直接与相关部门讲情，好不容易才拿到入学通知书，这时已经是3月初了。我要将手头的工作一一移交，再转组织关系和户口、粮油关系，已上报的材料请有关部门落实（如公司筹备的无息贷款手续移交、自己单位的接班者确定和移交、原自己单位的二队被评为大庆式企业的七一表彰材料申报落实等）。一直忙到7号晚上，才匆匆买了一个人造革的灰色提箱（现在还在我家里）、一个塑料壳绿色热水瓶、拿了几件春季穿的衣服，带了几本书（我自己家里仅有的同济大学版本等的几本数学书），第二天（8日）早晨到火车北站买了当场到杭州城站的火车票就来杭州了。

一上火车，感到一身轻松（没有一点工作负担，头脑空空，两手空空）。这么大年龄来读书了，而且没有带薪，不知今后的路如何？

8日晚上，我记得郭竹瑞先生到我们学生寝室慰问，陈钢你可能记得，郭先生问你们平时读什么书，我将带来到三本书给他看。他一看，说这同济大学的书是工科读的，对读数学的理科生不合适。三本书里只有一本还可以看看。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读理科数学是应该如何学的）。

当时，一开学就是在刚掰掉棉花杆的地里军训，记得还刮风飘起了雪（杭州的春天比上海冷）。我带的衣服全是春天穿的，太单薄了。

又是要考英语，我当时文革前中学学的是俄语，整张考试题只认得军队等几个英语单词。我只得写了一首俄文诗文交卷。

一切是没有任何准备（思想和物资），匆匆上阵。

从数学角度来看，小概率事件往往发生。3月8日是报到的第一天。我们两人都想第一天报到，都想早晨（不能太早，10点多的火车，方便送你的人等）坐火车到杭州城站。这就可能都坐这同一车次的火车（概率较大）。可能是在城站浙大来接站的汽车上碰到（概率小）。也有可能在校门口接待的地方见到（概率最小）。最终在七舍见到（概率最大）。

如写电影剧本，恰恰相反。在校门口碰到最好，场面大，人物好安排，镜头好看（校门大门、浙大几个字、高大的教学大楼、迎接新学员的横幅、远处的老和山）。镜头一个切一个。好拍。人物一个接一个。

而在火车上同一车厢同一椅子，而且是同一椅子背上的正反靠背的两个面，坐着去同一目的地的两个陌生人，那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