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初做律师 意气风发

冥冥之中，我与鲁山有缘。

十多年前，2001年，我刚开始做律师。我辩护的第一起刑案，是一起团伙抢劫案。杨巧珍（女）等二十名被告人被控抢劫。我为杨巧珍辩护。杨巧珍被关押在鲁山县看守所，与关押时军锋的是一个地儿。

十年之后，我已经从刚入行风华正茂开庭慷慨陈词，如今人到中年近于老成持重。

当时，中院把案件指定到我所时，一群年轻律师七嘴八舌，预感到他们的当事人死路一条。据说，法院已经内定了判七个死刑立即执行。那几位律师自告奋勇为排名靠前的被告人辩护。

大家研究案情之后，一致让我为排名第七的杨巧珍辩护，感觉她还有戏，有一线生机。  

开庭时，开了三天。这些被告人大多认罪，只是在细枝末节上解释一下。

三天里，开庭时的场面绝对很爽。案件被告人二十多个，家属及旁听群众上百人。我们发言时，下面注目着，仰望着，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感觉律师仿佛是正义的化身，公诉人指控犯罪，反倒成了心虚之人。比如，我们指责公诉人对公安监督不力，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嫌疑。公诉人指控犯罪证据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想办成铁案，却又缺乏铁证，所谓铁案漏汤漏水。

还记得那位的审判长，年龄五十多岁，目光有神，态度谦和，有序地引导庭审。他或许受到律师情绪感染，从不打断律师发言。律师们畅所欲言。

当你目睹今天的部分法官对律师辩护的粗暴干涉，喜欢形式辩护，而不是刑事辩护，每每回忆那时光，真让人怀念。

中午法院管饭。法官、检察官、律师在一个屋吃饭，边吃饭边讨论案情，交换意见，法庭上的争吵搁置一边。

哪像现在，控辩双方像冤家对头一样，法庭内恨不得唾沫淹死对方，法庭外恨不能掐死对方，法官恨不得摇身变成公诉人。

杨巧珍的职业是放高利贷的，现在的话，就是涉嫌非法集资。她不承认犯抢劫罪，但是她也很纠结。她说，放出去的钱被害人不还，她很生气，把同案犯带到被害人家中的目的是出出气。

于是，我从事实、法律、证据、感情，讲到杨巧珍的家庭情况。杨不具有抢劫罪的主管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抢劫的行为，杨的家里不缺钱。希望公诉人不要对杨巧珍有偏见。讲到最后，我退一步说，即使杨构成犯罪，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处罚。

可能公诉人知道我们这帮是刚出道的，也可能提前知道了判决结果，懒得搭理我们。

后来，开完庭了，接到杨巧珍丈夫的电话，有点出乎我意料。

因为从开庭到判决就没见过他人影。他说是杨巧珍的丈夫，对我尽职辩护深表感谢。问他为何没去旁听？他说他感觉妻子肯定死路一条，加上家里三个小孩子需要照顾，没去旁听。

他听说我辩护得很好，想来律师所找我，约好见面后，他依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再无消息。

没几天，判决结果出来了，前七名被告人全部死刑，包括杨巧珍。

根据我对案情的了解，认为杨被判死刑太冤枉了。上诉期内，我写好了上诉状，来到了鲁山县看守所，问杨是否上诉？因为上诉状需要本人签字，在十天上诉期内递交法院，才视为上诉。

当时的鲁山县看守所，还是很老式的青砖红瓦房，是以前生产队年代的那一种。这样的房子，现在在农村也很少见了，大城市里更是荡然无存，几乎清一色的几何图形。多了喧嚣，少了地气。

偶尔去外地见一次老式的红瓦房，感觉特别新鲜，现在有红瓦房的地方，一定是民风淳朴的地方。

看到红瓦房，仿佛又回到童年。

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是整天在外面玩耍。用弹弓比准头，大白天，在门前的小河光屁股洗澡。家里的苹果少，哥哥怕我找到，藏到蚊帐上面。到天黑了还可以捉迷藏，不愿意回家，直到听见母亲的焦急的喊声。

那位看守所长看过律师手续后，很顺利的安排会见。

在跟他闲聊时，当时还问我，你们一个律师能不能见其他同案犯？我不知他是不懂还是幽默。我略加思索，为了其他律师同行调查取证方便，狡黠的说：可以呀。现在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名律师只能会见一名被告人。

我和搭档王律师顺利进入会见室。杨巧珍见到我们时，她的脸冻得通红，眼神充满了感激，满是对生的渴望。

因为杨是重刑犯，必须戴着脚镣手铐。我和搭档与她隔着铁栅栏相对而谈。谈了一个多小时。山区的冬天，牢号里没有暖气，一会儿，我的牙冻得直呱嗒。

我告诉她，因为你是一审被判死刑，在决定是否核准死刑时，省高院的法官肯定会来提审你。你见到法官时，要注意三点：首先，要哭，是痛苦流涕的那一种哭；其次，告诉法官你家里有三个小女孩，需要你来养活；最后，告诉法官你是冤枉的。你放高利贷，不缺钱，不可能抢劫呀！

这三招救了杨巧珍的命，省高院二审改为死缓，我的同事称为“救命三招”。

罪与非罪，只在一念之间。在被办案人员询问时，回答不好就可能入罪，只在一言之间，结局就是冰火两重天。实际上，很多犯罪，如果能及时咨询专业律师，或许避免重大失误，甚至避免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14章 窒息会见 寒气袭人

话说回来，又是寒冬。这次是我第一次与时军锋见面。隔栏相望，开始时双方陌生感十足。

以后再去会见时，不知何故？全部改到VIP房间了，电视、空调、沙发、电脑一应俱全。我还可以拍照，尽管看守象征性地制止。我说，律师法规定我们拍照你们无权干涉，管教让步了。管教实际上是心知肚明，权利就是在角力。

这次会见，我旁边有三名警察，简称“三陪”。其中两人穿警服，一人着便衣，警服负责旁听我和时军锋的对话，便衣负责向领导报告律师与时军锋现场对话的内容。

一见面，我捎去时家人对他的问候。接着，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告诉时军锋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回答他的很多很多的困惑。

刚谈了几句，警服说涉及案情了。我反问：不谈案情你让我谈什么？警服答：你可以问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我答：我做的是刑事辩护，不是形式辩护。警服说：继续问吧。

从2013年1月1日起，新的刑诉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是辩护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但是，因为有“三陪”在场，时军锋看看我，看看警服，好像不敢说心里话。其中有十分钟的时间，彼此无言。时军锋看到我为了他的权益，与“三陪”据理力争，开始对我越来越信任。

谈了一个小时，时军锋最后在几份“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为下次会见打下基础。

我眼见会见目的基本达到，准备见好就收了。

我告诉时军锋，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我到时侯再来见他。时军锋同意，满眼的期待，我从容撤退了。

    2011年，该过年了，接了这么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压力山大。

接手案件前，媒体轰炸过几次。到了现在，居然静悄悄，静的能听见人的心跳。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各方在斗智斗勇，试探底牌，拼命活动，四处公关。一方赤手空拳，一方手握权力。一方在媒体高喊，谋求支持，一方釜底抽薪。有潜伏，有暗战，乱象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