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屠户·奥楚蔑洛夫·菲利普夫妇·石壕吏

兰勇

《范进中举》中最抢眼的人物不是范进而是胡屠户，《石壕吏》用墨最多的是石壕妇，奥楚蔑洛夫则是《变色龙》中当仁不让的主角，菲利普夫妇与于勒到底谁才是《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的主角呢？刻画胡屠户对于塑造范进有什么作用？于勒对于表现菲利普夫妇的人品有什么特别功能？为什么标题要叫“石壕吏”不叫“石壕妇”呢？

再说，为什么要把这几个人物整到一块儿来玩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奥楚蔑洛夫是俄国的变色龙，胡屠户是中国的变色龙，菲利普夫妇是法国的变色龙。他们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善变。胡屠户只变了一次，菲利普夫妇随着于勒的起落变化了两回，这位奥楚蔑洛夫则一变再变，一共变了五次之多。是不是可能依据他们的改变的次数来说判定谁更没有底线吗？不，如果范进的地位再有变化，胡老爹一定会再随机应变的，见风使舵是他的本性，就像菲利夫妇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变呢？胡屠户是因为范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奥楚蔑洛夫是因为小狗的主人易了主，菲利普夫妇则是因为于勒又重新陷入了赤贫，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贪财图利、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溜须拍马没有道德底线之人。

作者在刻画他们采用了几近相同的手法——对比。是啊，对于这类有着急剧变化的人物对比不就是最好的表现策略吗？中举前，胡屠户在范进面前趾高气昂、颐指气使，走路都是横着的，不信你看，他来了：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动辄就把范进骂得狗血淋头；中举后，他不仅巴结女婿，甚至害怕女婿，不信你看：屠户见女婿的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于勒败家，菲利普夫妇依照惯例就把他送往了美洲；于勒发财了，他就成好人、有办法的人、救星，天天去海边说着那句永不变更话，等他、盼他回来；等他再陷窘迫，不期而遇了这两口子就绕着他逃走了。围绕着狗主人的变化，奥楚蔑洛夫的态度比气候变得快，天没变决定已经变了。不用别的什么手段，仅是这对比就足以彰显人物的个性了。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是这些人的日常行为，自私、势利是这些人的本质禀性。

但我以为仅仅关注“变色”不能讲这些人物讲透。昨天我们已经讲了范进，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奥楚蔑洛夫。于是提及石壕吏，我以为他与奥楚蔑洛夫可有一比。

从职业身份来说，他们都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帮凶——小官吏。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皇帝的绝对权力，也不是社会最底层那些被凌辱的人，夹在其中，是他们的生活职业，也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人物评价一定离不开对他们所做之事的分析与判断。我们一起看看：

事件：石壕吏“夜捉人”；奥楚蔑洛夫要处理一条狗。

缘由：《石壕吏》是因为发生了“安史之乱”，需要有人去平叛；《变色龙》因为小狗咬伤了赫留金。

结果：石壕吏抓走了石壕妇；奥楚蔑洛夫不仅未能处理那条狗，而且因狗主人不断改变让他不断自我否定，被打脸多次，啪啪作响，痛得不行。

作者的态度：契诃夫对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入木三分，穷形尽相；杜甫对于石壕吏则没有明确的态度，虽然他们很凶（吏呼一何怒）、很狡猾（夜捉人）。但结合时代背景，他们是不是也事出有因、情有可缘呢？“安史之乱”需不需要平定？（必须的）平叛要不要抓丁？（不得不）是抓老妇残忍还是抓老翁更残忍？（抓老翁更残忍：老翁去了可能死于战争，老妇做饭，累是累点，大概率死不了人的）如果不是这样想，杜甫为什么不出来阻止反而眼睁地看着石壕吏抓走老妇呢？他本人就是一名微末小吏。

塑造人物的目的：契诃夫是把奥楚蔑洛夫当作沙皇腐朽统治、混乱社会制度的代言人的，批判他就是在批判沙皇；杜甫写石壕吏是在反映战乱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受苦为难的不仅有底层百姓，小官小吏也在劫难逃啊！这不是更深层次地揭示战乱的破坏力？另一位讽刺大师蒲松龄的《促织》也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成名本是一个读书人，却被迫要帮助官府搜集蛐蛐，因为无聊的皇帝喜欢。他一方面是官吏的爪牙，另一方面他是受害者——不能保质保量上交，他也被打板子。

解读到这里，我想问：如果换做你是奥楚蔑洛夫，你会比他处理得更好吗？可惜，契诃夫在文中并非涉及于此。就此评价：我以为杜甫作品更客观、更深层次地反映小人物、小角色在那混乱年代的尴尬。也就是说除非你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谁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变色”是一种应激反应，探究变的原因很重要，思考变中的不变也很关键。塑造相同身份的人物未必是相同的目的，态度也能有差异。解读时要小心谨慎。再有，文本分析可以单篇进行，复习阶段更应系列化、系统性运作，这样，或许我们的收获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