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角度揭秘福岛核泄露内幕，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人仍然不信任核能。

    日本大地震及之后的一系列海啸所引发的核泄露，是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全球最大的核灾难。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福岛核事故仍然是全日本上下争议的焦点。日本核电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作为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日本全国30%的电力都出自核电。目前争议的基本问题是：核电在日本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发展下去？

    4月13日，野田佳彦政府就此表明了态度。随着夏天临近，日本的用电需求即将达到高峰，日本政府批准了重启两座核反应堆的计划。这两座反应堆位于日本西海岸的一个名叫大饭的小渔港，隶属福井县。

    只要获得政府批准，日本的九大电力公司都有权重启自己的核电站。但问题是野田政府必须首先征得核电站所在的各县和各地政府的同意。目前日本各地还有48座停机的反应堆。要想避免今年夏天出现大面积停电，野田政府还得一一说服这些核电站所在地的政府才行。

    但要说服他们并不容易。自核泄露发生后，日本民间的弃核声浪一直高涨，今年不但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大多数日本人民现在都站在了弃核的一边。这将野田政府和急需用电的日本企业界逼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导火线当然还是去年3月11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露。现在围绕着这场灾难的问题还有很多。

    去年一年里，我们试图通过采访东电员工（有些接受采访的员工获得了公司的官方许可，有些没有）、政府官员以及日本和国际上的核电专家来解答日核危机带来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福岛核灾难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尤其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工艺出色、管理严格而闻名的国家？

    答案令人心头发凉。福岛核电站的灾难宣告了这个核电项目几乎在每个层次上都是失败的，从日本政府对核电的监管，到东京电力公司（TEPCO）在灾难环境下对危机关键细节的管理都乏善可陈。

    管理的失职几乎与天灾本身一样可怕。日本政府自己也承认，核危机的种子早在40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刚修建的时候就埋下了。在日本这个小地震如家常便饭、大地震史不绝书的国家，这座规模居世界前列的核电站居然被建在了大洋边缘。这不仅导致日本国民在震后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且一开始就使东电公司和整个日本处在了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

最黑暗的时刻

    2011年3月15日拂晓，东京电力公司总裁清水正孝坐在公司轿车的后座上，穿过异常冷清的东京街头。这时离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已经过去3天了，一系列海啸使日本东北部遭受严重破坏。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灾难可以与这一次相比。不过对于清水正孝来说，他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他正急匆匆地赶往日本首相菅直人的办公室。菅直人此时正在大发雷霆：地震和海啸带来的灾难已经非常惨重了，但现在日本又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核危机。此时在东京电力公司的核岛第一核电站，巨大的氢气爆炸已经损坏了三座反应堆中的两座，目前正向大气中释放危险水平的放射性物质。（该核电站的其它三座反应堆在事故时幸好因为例行维护而没有开机）。这三座反应堆中的核燃料似乎正在熔毁。

    而在位于东京以北约160英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那里的场景简直就是一部末日电影。破损的反应堆不断窜出小火苗，释放出大量浓烟和水蒸汽。由于辐射水平过高，连位于5公里外的应急指挥中心也不得不紧急疏散。不过令人惊讶地是，虽然建设这座应急指挥中心初衷就是作为发生紧急核事故时的备援操作中心，但它却并没有设计成抗幅射的建筑。

    在这痛苦的三天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日益恶化。而东京电力公司——至少是东电的高层，依然没有拿出任何能够控制事态的办法。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于去年八月辞职）告诉《财富》（Fortune），当时东京电力公司打电话给内阁经贸大臣，说东电想要把人员全部撤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这等于东电彻底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不免立即令人联想起核电站熔毁的可怕画面。换句话说，这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清水正孝也打电话给菅直人的内阁官房长官，坚持道：“我们守不住了！”众议院议员细野豪志（后来成了主持日核危机的“核问题担当大臣”）打电话给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雅夫，问他是否也认为需要抛弃福岛第一核电站。吉田似乎顶住了清水正孝的压力，他说：“我们还可以坚持，不过我们需要武器，比如高压水泵。”

    自从核泄露发生以来，由于缺乏关于核危机状况的可靠信息，菅直人越来越焦急。他说当时的情况就像在“玩电话游戏。”15日凌晨四点，他命人打电话给清水正孝，要他来自己的办公室。

    （时年66岁的清水正孝还不习惯被政府官员训斥。他是日本商界保守派的中流砥柱，一辈子都在东京电力公司任职。他在全球核电行业也有着良好的声誉，不到一年前，他还被选为世界核电运营商协会< 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 >的理事，这个协会的宗旨是确保“最高可能性的安全标准”。）

    菅直人自己也想听取清水正孝的想法，不过在清水正孝到来之前，菅直人已经与他的核事故紧急小组讨论过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不会让它（大规模疏散）发生的。它不在考虑之列。”

视而不见，养虎为患

    袭击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震和海啸破坏力之大，是史无前例的。但这种灾难并非难以想象。事实上，东电公司的工人也经常私下讨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选址。有一名工人说道：“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有人会在大洋边上，在这样一个地震带里建造一个规模这么大的核电站。”由于东电公司没有给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权利，因此这名工人要求匿名。他在福岛附近的南相马市的一家卡拉OK厅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2011年3月11日灾难发生时，这名工人就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而且整个春天、夏天和秋天几乎都连续地坚守在那里。

    这名工人表示，东京电力公司的高管层和日本的核电监管机构也对核危机感到疑惑。当1966年和1972年福岛第一核电站获得核电许可证时，东电高层和核电监管机构要求福岛第一核电站必须能够抵御3.1米高的大浪——这个数据是参考智利1960年的一次海啸得来的。

    根据日本政府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就在离大海啸发生只有三年的2008年，东电公司还曾重新评估过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海啸风险。东电公司最新的技术模拟显示，一旦发生海啸，该地区最高可能会遭受15米的巨浪——令人心寒的是，这差不多正好就是3月11日下午袭击福岛海岸线的最大浪高。

    不过东京电力公司当时并不相信这个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就像日本政府对核事故的一份调查报告所总结的那样：由于东电不相信该模拟结果所采用的新模型，所以“东京电力公司仍未针对海啸的可能性采取具体措施。”

    该报告对日本的核电监管机构也同样表示了不满。报告写道，在确定福岛第一核电站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抗海啸措施的问题上，“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监管机构做出相关努力”。日本注定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3月11日，七波海啸向福岛第一核电站轮番袭来，两名正在检查四号机组的东电员工在最大的一波海啸袭击中当场殒命。备用发电机发生故障后，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乏燃料池随即陷入瘫痪。

    紧接着，在东电总部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混乱与骚动又导致了一连串不该发生的错误，最终导致三座反应堆出现氢气爆炸，爆炸向大气和海水中释放了破坏性水平的放射性物质。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雅夫回忆道：“我以为我们完了。我以为我们会彻底失去对反应堆的控制。”

驼鸟心态，逃避现实

    日本的核安全标准历来是旨在确保核电厂能够抵御“设计基准事故”，也就是核电厂在设计上能够自动抵御的事故。而一年前的事故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核电行业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称为“全厂失电”（SBO）。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核电监管机构和核电运营商就开始计划出现“全厂失电”时的对策——也就是核电厂失去所有电力，就像去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那样。当时美国核电站就开始安装一套被东京的核电顾问佐藤智（音译）称为“深度防御”的系统，也就是一些冗余、多样的机制，来确保核电站能够应对包括全厂失电在内的各种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核电监管机构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确配备了多余的电力设施——也就是核电站里的柴油发电机，不过它们也在海啸袭击中瘫痪了。（尽管柴油发电机所在的位置离太平洋还有好几百码，但它们的设计却抵御不了水淹。）

    不过日本却从来没有为全厂失电的情况做过准备。佐藤表示，尽管全世界都在向前看，但日本核电业的感觉却是：“全厂失电是不可能的事，想都不要想。”

    日本的核电批评人士表示，这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的原因。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电力公司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向公众兜售“核电安全论”，而不是用来做些实事提高核电站的安全。佐藤说道：“我们花在公关上的钱，比花在实际安全措施上的钱多10倍。这是个可怕的事情。”

“艰难的时刻”

    去年3月15号凌晨，当东电总裁清水正孝走进菅直人的办公室时，内阁主要官员以及参与危机处理的各部门负责人都已经到了。

    菅直人告诉清水正孝，从福岛第一核电站撤离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你们决不能离开核电站。”据菅直人说，清水正孝并没有反对，只是说：“我明白了。”东京电力公司通过其新闻发言人否认了当初曾打算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撤离的计划，清水正孝本人也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不过菅直人在接受《财富》采访时坚称，清水正孝当时的打算就是“撤离”。

    菅直人说，他告诉清水正孝，他们需要在东电总部设立一个核电联合小组，以提高联络效率。为了彰显对局势的重视，清水正孝刚一走，菅直人也立即驱车前往东京电力公司总部。

    在早上5点45分左右，菅直人对包括总裁清水正孝和董事长胜俣恒久在内的200多名东电员工做了讲话，他说，他知道他们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时刻”。

    在全厂失电发生后的几天里，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的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应对混乱和继续恶化的局面。他们爬到被摧毁得面目全非的核电站停车场上收集汽车电瓶，希望用它来发电打开反应堆的阀门。

    后来政府下达了对反应堆安全壳进行泄压的命令，以减小反应堆内积累的压力。工人们吞下碘化钾药片，然后他们被告知只有17分钟的工作时间，以免在危险的高辐射环境下暴露太长时间。

    负责这项高危任务的是东电公司在危机现场的尖兵、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雅夫。在危机的头几天，由于菅直人和东京的其他决策人员在各种信息中举棋不定，让吉田深感沮丧。

    吉田比任何人更明白，把水灌入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是当前最需要发生的事。在危机发生已经超过一天后，一号反应堆也在一次氢气爆炸中严重受损，这时东京的决策层却在“再临界”问题上纠结起来，可谓不分轻重——至少在吉田看来是这样的。

    实现“冷停堆”是当时的努力方向，菅直人则想知道已经暴露的堆心是否仍在产生裂变反应，因而使问题复杂化了（而直到今天，福岛第一核电站仍然保持着冷停堆状态）。据日本知名记者船桥洋一领导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布的细节来看，当时的讨论不知怎么纠结在了是否应该向反应堆泵入海水的问题上。

    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局势迅速恶化，吉田雅夫认为东京的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船桥洋一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写道，当时吉田雅夫与清水正孝和东电的政府首席联络官武黑一郎进行了电话会议，结果总部要求吉田暂缓对暴露的反应堆喷洒海水。在吉田看来，这在当时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

    因此在电话会议期间，吉田向另一名员工做了个手势，对他低声耳语道：哪怕一会儿他下令中止向反应堆喷洒海水——好让东京的官员们在电话里能听见——他也想让现场的所有人知道，他们应该对那个命令置之不理。因为反应堆必须要喷水降温，否则他们就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在任何地方的行政系统中，吉田的行为都算是不折不扣的抗命。更何况是在日本，吉田的做法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日本，层级决定了一切，它甚至决定了你在见到别人的时候应该鞠多少度的躬。（去年11月底，吉田被降职为现场经理，后来因为一种没有向外界透露的疾病入院。）

    吉田在面对危机时的决定，说明了当时的情形有多绝望。核电顾问佐藤表示：“他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

福岛死士

    调查人员发现，在地震和海啸后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东电员工们也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其中的一些错误至今也没有得到解释。

    其中的一个错误涉及一个叫做隔离冷凝器的重要设备，即便在失去外部电力的时候，它也能保持反应堆内的水位稳定。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操作人员不知为什么迟报了这个设备的故障，直到3月11日晚上，他们才承认隔离冷凝器没有运转。而且后来他们曾试图手动打开一个之前关闭的阀门，但却以失败而告终。东电总部推迟做出“泄压”的决定，也是由于他们认为隔离冷凝器还在工作。在日本政府的报告看来，正是这个错误导致了3月12日一号反应堆出现第一次巨大的氢气爆炸。

    船桥委员会的报告也质疑道，为什么从菅直人首相批准泄压计划，到福岛第一核电站首次泄压，中间相隔了整整7个小时。而在这期间不停地有更多的氢气泄入反应堆保护壳。

    核电站内的艰难情形，以及核电站外的混乱局面，可能是导致东电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行动的主要原因。

    吉田在午夜过后就命令他的团队准备给1号和2号反应堆泄压，菅直人首相在午夜1点30分左右批准了泄压计划。

    不过核电站事先并没有制定在失去电力的情况下操作泄压阀的流程，因此吉田手下的操作人员们必须火速想出手动操作泄压阀的办法，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去给反应堆泄压。

    与此同时，政府也想确保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居民都已被疏散。这可能得需要好几个小时，尤其是因为居民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逃难。

    3月12日9点刚过，吉田派出了两个小组去执行任务。他们明知反应堆里的辐射水平非常危险，但仍然志愿进入反应堆。每个小组分别负责打开几个重要阀门。第一小组成功地执行了任务，然后迅速撤了出来。但第二小组刚一进入反应堆，他们的“辐射剂量”——也就是辐射暴露水平立刻激增。其中一名操作人员立即暴露在106毫希的辐射中，超过了东电规定的100毫希的“应急剂量限制”。

    这个小组立即奉命撤出，没能打开反应堆的泄压阀。直到下午2点30分，也就是地震发生差不多24小时后，1号反应堆才开始着手泄压。

    在一个小时后的3点36分，氢气大爆炸震动了废墟中的核电站。

    接下来的三天里又发生了两次氢气爆炸，一次发生在3号反应堆，一次发生在海啸时就已关闭的4号反应堆。

    在事故刚刚发生的那几天，绝望笼罩着福岛，没有哪项行动、哪个决策能够扭转局面。不过吉田通过抗命继续向反应堆喷水的决定是十分重要的。最终海上自卫队、警察和消防部门带着多架高压水枪和消防车赶到现场，向反应堆喷洒海水，成功地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福岛的工作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这是因为他们的确是毫无头绪。当第一批自卫队人员到达福岛第一核电站时，他们甚至连一张现场的地图都没有。

    不过菅直人对《财富》表示，他觉得从3月17日起，“我们正在建立起一道防线，我们正在向敌人发起反击。”辐射水平虽然仍然很高，但却没有继续增长下去。又过了几天，福岛第一核电站终于恢复了一些电力。

    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让菅直人或其他任何人感到如释重负。去年7月19日，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公司相信反应堆内的温度已经稳定了下来——这是朝着“冷停堆”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菅直人说，当想到“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时，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船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一个讽刺性的细节：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令国民对多久才能控制住瘫痪的核电站这种问题有一个现实的认识。随着福岛继续向外排放放射性物质，政府也没有告诉国民正在持续的风险是什么。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去年12月16日，菅直人的继任者野田佳彦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已经达到“冷停堆状态”。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终于得到了控制。

    这堪称是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它给这个震后伤痕累累的国家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安慰。唯一的问题是，今天仍坚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人们会告诉你，这个消息在当时不是真的，现在也仍然不是真的。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一位工程师表示：“冷凝剂把反应堆的温度保持在一定水平，不过它离（冷停堆的）目标还有很远。事实上，我们仍然不知道反应堆里面是什么样子。”

    译者：朴成奎

 

作者: Bill Powell and Hideko Takayama    时间: 2012年04月24日    来源: 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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