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9月30日正式开工。校长朱清时更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然而，南科大筹办3年半时间，仍未获教育部正式批复，且频遭“行政化”烦恼。（10月20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南科大筹建的诸多瓶颈，一方面彰显了中央对高教改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达出对改革效率和成果的质疑和批评。南科大积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亦是教授治校的试金石和桥头堡。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各种行政权力本应特事特办，一路绿灯，为何3年半的时间，教育部都没给南科大“正名”；为何买一台电脑，还要走两个月的审批程序……那位白发苍苍、踌躇满志的朱校长，还有多少光阴可以耗费在繁冗拖沓的行政审批之中。

　　无独有偶。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的另一则高校新闻，更是传达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武汉大学本是国内响当当的名校，但令武大尴尬的是，2010级本科新生中，有63人未办理入学手续。其中，不少弃学者都选择了到国外就读。原因很简单，对所学专业前景信心不足，对毕业即失业的前程心存恐惧。

　　诚然，大学生就业难，存在很多社会因素。但是，并非中国不需要人才，恰恰相反，中国当前的高精专人才太少了。钱学森曾感慨：“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原因究竟何在，高校低水平重复建设，办学机制、运行体制积重难返等内因是首要的。而此等不堪现状，中央改革决心由来已久，也曾出台过很多科学可行的政策方案，但遗憾的是，在推行过程中，总是如拳头打上了棉花，毫无力量，不疼不痒。

　　以深圳为例。既然想办世界一流高校，首先要将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落实到南科大筹建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教学楼漏水，找人维修需要一个多月，如此“深圳速度”，岂不是十足的语言巨人、行动矮子。

　　高校去行政化的题中之义，并非仅指高校内部办学体制去行政化，切实由教授治校，还包括在外部运行机制上去行政化，即政府要充分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在做好科学精确经费预算的前提下，完全由高校自己决定钱该怎么花、事该怎么办。只有内部实现教授治学，外部又与行政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如此高校才能逐渐进入办学佳境，大师和人才才会喷涌而出。反观南科大，时时处处受行政权力掣肘，大戏何时才能唱得响亮，还是一个沉重的问号。YMG 丛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