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3月24日《中国青年报》）

    顾海良校长从未来人口的出生率角度来分析中国内地高校将面临的破产倒闭问题，其中的道理并不难以理解。事实上，目前台湾的一些高校已经比内地更早地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才有台湾地区的教育界人士主张将招生视角伸向中国内地的提议。

    由于“一胎化”政策的继续实施，未来中国的社会将加速进入老龄化阶段，而适龄入学青年的人数将相应地随之大幅下降，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完全可以做出明确预期管理的危机，中国的相当一部分高校似乎都没有做出提前的应对规划。于是，我们见到的是这些年来内地高校在持续的扩招之下不断高歌猛进的规模扩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占地千亩以上的万人大学在内地还是极为稀缺的少数，但1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大学在各个城市已经俯拾即是，有的大学甚至正向十万人的大学城飞奔而去。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必然带来高校硬件建设的飞速扩张，一向宁静的高校校园于是成了中国各地最引人瞩目的一块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繁荣景象背后潜藏着的则是对未来的巨大透支和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是，内地的大部分高校要支撑力度如此之大的硬件建设，必须依靠向金融机构借贷，而这些借贷在当前高校不断扩招的支撑下，还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可是，一旦当顾海良教授所说的招生链条出现崩断的时候，那么，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让大学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从而加速某些高校的破产倒闭的步伐。

同时，对于目前相当一部分内地大学而言，还面临着“精神空壳化” 、“高校官场化”和“学术庸俗化”的隐忧。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然而，放眼内地的高校，却发现如今我们的大学只有越来越多的大楼，越来越漂亮的校园，但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却已经趋于绝迹，更多的是一些平庸之辈在充任教席，其间甚至还夹杂着不少南郭先生之类的滥竽充数的人物。必须承认，我们内地的一些高校看起来不像是学术研究机构，而更像是一个“准官场”。在这样的体制极端扭曲之下，独立而自由的学术精神荡然无存，学术道德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而这一切正在让我们的一些大学变得更像是一些没有灵魂和精神的漂亮而无用的空壳。

    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这些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水平并没有和经济建设一样蒸蒸日上，这从内地高校在国际同侪中的排名上即可窥见一斑。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大师人才？看来还真是一个让然揪心的任重而道远的不小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