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早晨，整个的世界被雾的帷幕包裹着，使人透不过气来。一切无声无息——死一般静寂。一年前，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离开家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是另一个世界。

但也经常回来，是在我的梦里。

一次他赶着木轮马车在大雾沉沉的凌晨回到家。他的头发和胡子全被霜染白了。他喘着粗气叙说着他的遭遇——日本鬼子在半路抓了他的差，让他拉着他们到茅津渡去。父亲一边赶着车一边寻思：这伙狗杂种！想让我老张帮着你们去河南杀中国人，休想！可咋能逃脱呢？

午夜。雾神奇般地从山顶上降落下来，把整个山沟浇铸成一块巨大的铅锭。鬼子哨兵的手电光束，时时无力地划过来，象鬼火一般。父亲忽然有了主意：雾，五步外看不见人的大雾，此刻不动手，更待何时！

他从车厢里溜下来，悄悄地向哨兵摸去。还没等哨兵发觉，就在鬼子的太阳穴上重重一拳，鬼子昏倒在地；又是一拳，鬼子不动了。他赶着车急急钻进茫茫的雾帐里。

又一次，他拖着一条摔伤的腿回到了家。我问他是咋摔的，他说是给二保的娃说媳妇，因雾大看不清路，跌进小沟里。我埋怨他不该为这样的小事黑灯瞎火地跑十里远的山路，他却板起脸说：“搭桥的事总得有人干，这也是积德呀！”……

那是我十岁那年的冬天吧，下午放学回家后，身上觉得有些冷，头也闷疼闷疼的。母亲用针在我头上、脊背上扎了扎，挤了点血，再熬姜汤让我喝了，然后拉条被子盖了我，让睡。到了半夜，身上更冷了，直打颤，喉咙痛得不敢咽唾沫，我难受得哼哼起来。父亲手往我肚子上一摸，滚烫滚烫的。他急了，忙给母亲说，不能等了，得马上请医生。可是大冷天，人家会来吗？不然我背着娃去。母亲同意了。

母亲点了马灯，父亲用被子把我裹好，再用被角蒙了我的头，背在脊背上。

出了门，天下大雾，马灯的光，只能照脚前几步远处。母亲提着灯在前边走，父亲在后边跟着。

十岁的我，也有六、七十斤重了吧。父亲那瘦弱的身子，背过三里路，已是气喘嘘嘘了，但到镇上还需再走二里。他越走越慢，想放下休息，但一怕耽误时间，二怕我再次受凉；让母亲换一下吧，母亲瘦小，且是小脚，哪能背动！父亲咬着牙，一步步地向前移着。我迷迷糊糊地觉得父亲站住脚在喘着粗气，又听见他咳嗽了几声，忽然跌倒了。为了保护我，没敢松手，只好用膝盖撑地，结果一条腿疼得站不起来。母亲说，“要不我抱着他，你歇一会。”父亲说，“这么大的雾，要是落在娃的头上，不好。你扶我起来，我肩膀在你肩膀上靠一会。”

正站着，忽听“喔——喔——”的叫声，父亲说：“有狼，快走！”

父亲跛着腿，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诊所。

那时没有西医，全是私人开的中药铺。把我放在有炉火的房里时，父亲一屁股蹲在板凳上，“咯咯咯”地咳了一阵子，后来吐了一口鲜红的血。医生说父亲挣着了，也得吃药，好好调养调养。我睁眼看时，父亲满脸黄豆大的汗珠还未来得及擦。头上冒着热气，脸色黑黄，串脸胡上挂着雪白的霜花，脊背上的棉衣已被汗水湿透了。

医生说我重感冒了，没有危险，当下在炉子上熬了药让我喝，天明时我已不感到冷了。父亲脸上浮现了感激的笑。

早晨的雾更浓了。

我们拿了药，要回家了，还是父亲背我。我说我慢慢走，他不让，说：“回家不用着急了，咱们走走歇歇。”

当我爬在父亲潮湿冰冷的棉袄上，他一拐一拐地钻进浓重的雾里时，我的眼泪扑嗽嗽地掉在父亲的脖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