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李明灏
                      黄幼龙


我是李明灏将军“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中共元老级人物黄龙的儿子，童年时与李明灏有过多次亲密接触。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明灏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因工作关系，常到长沙开会，每次到长沙都挤出时间乘吉普车专程到湘潭我家看望。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比我父稍高的单瘦体形，穿着极其普通、随便，说话醴陵方言特浓。对我特别和蔼亲密，视为己出。每次一到我家，就将我抱入怀中，与我父交谈直到离去时才会将我放下，我也要随父亲送他到百米外的停车处，挥舞小手说：仲坚（李明灏字）叔叔再见。有两次非要跟仲坚叔叔到武汉去，赖在吉普车上不肯下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我父与李明灏的交往逐渐减少，仅保持通信联系。
1965年6月我父在“社教”运动中被处理退休前，收到李明灏一封来信，信中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湖南方面有人要砍我的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我父不以为然，计划暑假期间到他曾经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长沙、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北京、上海、苏州、福州、重庆等故地重游，看望曾经的革命同志。致信李明灏，请他参予意见和早年革命同志信息的支持。李明灏即回信劝阻，言：“你已年近七旬，嫂夫人重病在身，儿女们又年幼，经济上的困难我可以给你支持，尽管你已退休，毕竟是政治人物，现在的政治形势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总之，不宜出远门。欢迎暑期带上嫂夫人和儿女们到我处来走走，住上一段时间。”我父听从了李明灏的劝阻，取消了出行计划，随着“文革”的发展，暑假也未去李明灏处，此后即断了联系。
1968年秋“文革”中，我父受到冲击，被原工作单位造反派揪回批斗，遭残酷折磨，关押近两年，被打成“湖南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1970年5月以“反革命罪”处以三年管制的刑事处分。1973年冬，获悉邓小平复出，我父以为自己的冤案有望得到昭雪，奋笔疾书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4年夏中风病倒在申诉途中。病榻上近三年时间，对我讲述了他与李明灏、朱克靖、李立三、杨东莼、汪泽楷、刘斐、程星龄等少年同乡同学的陈年往事和其亲历的中共革命斗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等历史。如早年北京的学生、 工人运动，党团革命活动；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马日事变”、“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中共日本东京特别支部；中央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桂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湘江战役；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朱克靖在新四军及其被捕、营救；湖南和平解放；国民党军政界醴陵籍高官和李明灏的学生们等等非常的政治历史话题，大部分与李明灏有关。现将我父对我讲述他与李明灏有关的历史，按时间顺序回忆整理记述如下：
一，少年同学
你仲坚叔和你竹懿（朱克靖字）伯是我最亲密的异姓兄弟，少年时同在醴陵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曾有过“桃园三结义”式的盟誓举动。我三人亲如兄弟、手足的情义，是受古代忠义传统的影响,少年时建立的深厚感情，盟誓结拜为兄弟，与政治、信仰无关，青年时代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信仰达到一致，将感情增强到‘同生死共患难’牢不可破的程度。也就是这样一种感情，携手共同为中国革命、中共的革命斗争和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几十年革命生涯，亲密无间，携手共同为中国革命、中共的革命活动、武装斗争和事业，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你竹懿伯为此献出了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你仲坚叔在我生命遭受危险的紧急关头，及时出手相救，经济困难时给予不菲资助，自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至1946年的近二十年间，我不知花了他多少钱。可以这么说，没有他的出手相救和经济上的资助，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也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大小，你们不要忘记了他，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1913年在醴陵县立高等小学，以我、朱克靖、李明灏三人为首，联合同学李立三、李味农、刘斐、刘素非、杨东莼、汪泽楷、程星龄、程邦模、萧昌烈、钟纬祖十人，为反封建、舛戾校长张孝良和教学上的改进，发动全校学生罢课闹学潮，时间长达75天，震惊县政当局和湖南教育界。十三人全被开除学籍，其中九人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四人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曾称赞：真是一帮天地不惧，敢为敢当有主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少年。因岁月的消失，该学潮事件已成过往烟云，不为人知，史志书籍均无记载。
1922年李明灏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我和朱克靖动议，召集当年在县立高等小学领头罢课的十位同学，在长沙举办欢迎宴会。程潜对此举非常赞同，送来两箱好酒，言，到时将亲临宴会祝贺。宴会当日他因紧要事务未能到场，委托你祖父代致贺词。汪泽楷因在法国留学外，十－位同学均到场祝贺。到场祝贺的还有文剑南、田良骥，你表叔罗竹虚等数位同乡同学。醴陵籍军政界人物黄慧僧、刘建绪、陶广等十余位也到场祝贺。这场宴会更进一步增强了我同学之间的感情，也联络了到场醴陵籍军政界长辈人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