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梵呗清音

司机许云鹤称，2009年10月21日上午，他驾车看到王老太翻越栏时摔倒，车与其距离至少有30~40米，前去热心搀扶时，王老太却认定是自己撞了她。2011年8月22日下午，这场有“天津版彭宇案”的案件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决许云鹤赔偿王老太10万元后，舆论和网友几乎一边倒地倾向许云鹤。（腾讯网8.23）

时隔五年，“彭宇案“仍然烙刻在人们记忆的深处。因其特殊性，“彭宇案”也成为固定词条收入百度文库，被人们用来代指做好事遭报应的诡异逻辑。事件极其简单，却引发了网络与坊间的社会公德大讨论，事故处理的关键不是法律层面的量刑问题，而是迷雾重重的事实层面，本就羸弱的社会公德更是雪上加霜。

五年后，“彭宇案” 异地重生再现天津，如出一辙。一审判决许云鹤赔偿王老太10万元，结果一出，舆论爆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叫骂者有之，舆论和网友一边倒的替许云鹤不平。事实如何估且不论，五年后重现江湖的“彭宇案”，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天意安排，既是对人性良知的考验，也是对法律能否擎起正义天平的质问与诘责。

虽然法院给出了明确的判决结果，但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一项写明：“津HAK206号小客车未发现接触痕迹，因此，不具备比对检验条件，不能确定该车与人体接触部位” 。而法院的判决理由更加诡异：“不能确定小客车与王老太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小客车与王老太没有接触。被告发现原告时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法院判决理由完全是司法鉴定的翻版且毫无新意，“不能确定该车与人体接触部位”是否可以理解为不能确定车与人有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车辆引发老人惊慌而判决许云鹤赔偿10万元，惊慌的代价太高，太过牵强，一审判决遭遇公众质疑在所难免！

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王老太一方应拿出充分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不能出具足够证据，只能认定原告败诉。法不容情，不能因为当事人家庭、身体等原因而掩饰其错，将错就错，任何“感情丰富”的判决都是对公平与正义的碾压与践踏。更不能以情代法，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于不顾。

第三，现行法律在处理赔偿案件中，会考虑向弱势方倾斜。与许云鹤相比，王老太明确属于弱势方，但10万元的高额赔偿与司法鉴定结果不符，也完全超出了一般案件倾斜的尺度，设若10万元赔偿到位，就等于许云鹤间接承认了伤人事实。如此一来，审如不审，注定为网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说”落下民意反弹的口实！

生活中“彭宇案”已不鲜见。2011年06月，南京老人摔倒鲜血直流，围观者约好互证再救助，2011年07月，杨浦区佳木斯路一小区80岁老人摔倒死在家门口….….频仍的救助丑闻在种种“做好事遭报应”的衬托下更显刺眼，诸如“好人好事”等基本的社会道德弥足珍贵。正如公众质疑：如果证据不充分就判定司机承担责任，那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

如果热心助人需要如此高昂的成本，如果公平与正义不能被及时打捞，如果利欲熏心、恩将仇报不能被打回原形而逍遥法外，公众必定会缩回已伸在半空的正义之手，最终伤害的是来之不易的社会公共道德体系。

道德滑坡不仅是道德领域内的事。罗曼·罗兰曾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文化才是其生命的真实质地，只有文化才能够反映出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追求物质而忽略了良知，这人性之痛，痛在社会的骨髓里。归根结底，缺乏主流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没有与之抵抗的强有力的主流思想才是罪魁祸首。培养和塑造健康、积极的社会主流思想比医治生理顽疾更重要、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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