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行于各“文明国家”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很大程度上乃是拜基督教所赐。究其历史，其中的很多观念颇有无厘头的意味，比如对性交的消极态度。本来，《圣经》对性交并无贬意。《申命记》中就有这样的话：“新娶妻之人，不可以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注意：最后一句话并不是“使他所娶的妻生孩子”，而是“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可是到了基督教时期，事情变得莫名其妙起来。不单非法性交遭到谴责，合法的性也概莫能免。“如果你并不是为了生育后代而上了你妻子的床，那你应该忏悔”——十一世纪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如是说。盖因当时教徒都认为末世审判将至，繁衍后代毫无意义，故教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愿意插手婚姻。当年以弗所的教徒们深为被后母挑逗起的情欲所苦，写信给圣保罗问怎么办。圣保罗答：“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句话，被罗素戏称为“为了防止你偷蛋糕，我发给你个面包”。可见婚姻这东西，不过是教会对世俗之人粗鄙情欲的仁慈与权宜之计。因为福音书声称，为了迎接弥赛亚，大家应该保持贞洁和童贞——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当然也就不需要性交，更不需要婚姻。故托马斯·阿奎那有言：“婚姻首先就心灵而言是恶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像肉体的交媾那样危害道德。”

 

　　通过宣扬童贞的好处，教会便占据了道德至高点。很快，教会发现，婚姻这个题材大有油水可捞。所以到了十一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便声称结婚乃七圣事之一，为婚姻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结婚也难，离婚也难，上下其手，以便于从世俗君王那里捞取大量的好处，比如土地、治外法权、辖区红衣主教任命权、什一税等等。说结婚难，在于王室和贵族人数毕竟有限，几轮通婚下来，各王室均沾亲带故，偏偏教会声称七等血亲以内的结婚都属于乱伦，对这样的婚姻合法性不予承认。想一想，我们中国平头百姓通婚，禁忌也不过才五服。这个七等亲的规定，让各王室和贵族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说离婚难，是因为根本不允许离婚，除非能证明乱伦婚，或女方通奸。当然，麻风病也可以离婚。教会把国王们逼成什么样子，英王亨利八世的处境最能说明问题：为了能娶安妮·波琳为妻，亨利八世不惜让整个英格兰脱离罗马教会，成立英格兰国教，并自封为教首。

 

　　乔治·杜比的《骑士、妇女与教士》（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一书，便以法兰克的菲利普和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这两个国王的几次婚姻为主线，向我们描述了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这三百年间教权与王权围绕婚姻这个主题的攻防大战：国王们为了封地、继承人和战争盟友等算计，需要不停地更换妻子。为了以后离起婚来方便，便故意在七等血亲之内寻找配偶。当然，七等亲以外实在难找也是客观因素。这样一来，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便都需要贿赂教廷。教廷则死死抓住“祝圣”这一环节——你国王可以随便睡女人，但是如果没有我的祝圣，这么生下来的孩子只能是私生子，没有继承权。为了便于操作及量化处理，主教夏尔布尔还专门编撰了一本《教规集》，共列举了八十八种罪行以及对它们的处罚。其中，涉及性的问题就有三十三个，包括乱伦、通奸、违反自然的交合及卖淫等等。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对罪行的界定及如何处罚，都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男性单独手淫，罚十天只许进食面包和清水。可是如果是两个男人在一起彼此手淫，惩罚则加重三倍；又比如，一个丈夫“过度热爱自己的妻子”，比如经期行房或在宗教禁忌日行房，也是十天的面包清水，如果妻子怀孕且孩子都会动了，处罚则加重四倍，等等。看来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性道德与羞耻的观念与今人真是大异其趣。他们喜欢事无巨细地对性事进行描述，“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是得到宽恕的前提保证”。福柯就认为，正是这种不厌其烦的言说，导致了道德观念的司法化。顺便说一句：在十一世纪的欧洲，未婚的少爷如果是与女仆性交，处罚与手淫相同。

 

　　教会对世俗婚姻的种种限制与杯葛，其背后有着强烈而深思熟虑的经济动机。这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因为商量达成或拆散一桩婚姻的时候，必须要仔细写清楚：教会得到什么、丈夫得到什么、妻子及妻子的家人得到什么。因为只有教士识字，所以这样的契约都是由教士居间调停，并负保存及担保契约之责。如此一来，国王想毁约，就没那么容易了。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实是教权与王权彼此制衡的结果。反观我们中国的历史，正因为缺乏对世俗王权的约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论体制内体制外，说抄家就抄家，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始终不能建立起来。而欧洲，“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传统，实赖教会对世俗王权的制衡。这等历史馈赠，实在是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