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南宋拓本
(2009-12-30 08: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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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本故宫博物院右端碑版李祺九成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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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南宋拓本南宋拓本的依据
南宋拓本流传较多,较为著名的有大名成氏本翁阁学旧藏宋拓本、端方本、李鸿裔本、四欧堂本、岳雪楼旧藏本、莫云卿本、玉山草堂顾氏本、胜芳王氏本、郭琅弁本、党崇雅藏本、文嘉藏本、罗振玉藏本、小记室旧藏本、王懿荣本、过云楼本等。
1.2库装本
此本为明库装本,未见传绪,初藏于内府,溥仪逊国而流出,初由京师韩麟阁以五百金购得,后经二十年转到萧山朱文钧手。五十年代朱氏后人将此本捐献故宫博物院。
此本厚麻纸,擦墨拓,碑文内“重译来王”之“重”字完好;“南逾丹徼”的“丹”字,横画右端收笔处见石花分开而尚未并成一笔;“长廊四起”之
“四”字犹存;“云霞蔽亏”有剥蚀泐痕。
此本未曾剜凿,而略逊于李祺本,亦可宝之。1998年紫禁城出版处收入“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黑白缩小印,制版草率,窃以为有版本参考价值,而无临习收藏价值。
【朱家溍(朱文钧之子)则认为,通过另外一些字迹的比较(“丹”“紫”“宜”“承"),发现库装本的捶拓时间应比李祺本早,李祺本的貌似完美是动过手脚的,比如“长廊四起”的“四”下半部,“霞蔽亏”三字都有填墨描补痕迹。】
故宫另藏一“重”字未损北宋拓:剪裱本,行7字,翁方纲题签,王澍、翁方纲、陈昌齐、成亲王、周祖培、周寿昌、陈宝琛等跋12段,上有鉴藏印41方。未见出版。
1.2库装本
此本为明库装本,未见传绪,初藏于内府,溥仪逊国而流出,初由京师韩麟阁以五百金购得,后经二十年转到萧山朱文钧手。五十年代朱氏后人将此本捐献故宫博物院。
此本厚麻纸,擦墨拓,碑文内“重译来王”之“重”字完好;“南逾丹徼”的“丹”字,横画右端收笔处见石花分开而尚未并成一笔;“长廊四起”之
“四”字犹存;“云霞蔽亏”有剥蚀泐痕。
此本未曾剜凿,而略逊于李祺本,亦可宝之。1998年紫禁城出版处收入“故宫博物院珍藏历代碑帖墨迹选”,黑白缩小印,制版草率,窃以为有版本参考价值,而无临习收藏价值。
【朱家溍(朱文钧之子)则认为,通过另外一些字迹的比较(“丹”“紫”“宜”“承"),发现库装本的捶拓时间应比李祺本早,李祺本的貌似完美是动过手脚的,比如“长廊四起”的“四”下半部,“霞蔽亏”三字都有填墨描补痕迹。】
故宫另藏一“重”字未损北宋拓:剪裱本,行7字,翁方纲题签,王澍、翁方纲、陈昌齐、成亲王、周祖培、周寿昌、陈宝琛等跋12段,上有鉴藏印41方。未见出版。
2.2端方旧藏本
此本后有钱大昕、蒋衡、杨守敬、许应曾、朱善旗等人题跋,清季时归端方所有,乃称“端方旧藏本”。其后,经程琦以及裴景福之手,终归日本三井听冰阁。
此本,钱大昕定为唐拓,杨守敬定为北宋拓,在“李祺本”被重新发现之前,一直被认为乃传世最早、最精的的拓本。
此本八字一行,与李祺本六字一行的剪裱异,行气更佳,且更易于较客观再现原作格式。与李祺本相校,字迹略瘦,泐损更为明显,如“以人纵欲”的“以”字
;“长廊四起”的“四”字等。
1920年,商务印书馆曾用珂罗版刊行,但因技术水平所限,该影印本没能做到“原大”,略小。其后日本的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No.19和清雅堂版A本,都因袭了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的失误;再后来二玄社辑入《中国法书选》才首次作了原大影印。
浙江古籍出版社亦曾出版,乃翻印二玄社,而指为李祺本,谬矣。纯属掩耳盗铃。
吉林摄影出版社、西泠印社亦有翻印。色彩翻造,印记多有增删,亦是掩耳盗铃之举
2.3李鸿裔本
此本因清李鸿裔所藏而得名,现藏日本三井听冰阁。
此本擦墨拓,拓墨略淡而均匀,行七字,与李祺本、端方本俱异,“栉”字未损,与端方本相校,泐损相近,而笔划略粗,应略早于端方本。
此本不名于世而绝少出版,二玄社辑入《原色法帖选》,摄影制版印刷亦佳。
比较重要的区别:
碑上部的大横裂纹也是本碑的特征,是通裂纹,贯穿于全碑24行,是连续的;
第八行“圣上爱一夫之力”的“爱”字上有石晕二条如虹;
二十一行“随感变质”的“变”字,字画中有斜擦石损痕;
“奉敕书”的“奉”字中竖当第二横处之右,微有缺曲而点画又圆润。
故宫收藏的《九成宫醴泉铭》的北宋拓本,除明代李祺藏本外,还有明库装本一册。
这一册于明清两代久存宫内。清末帝溥仪逊国,交接之际所储图籍碑版散失颇多,此即在内。初由京师韩麟阁以五百金购得,后经二十年转到萧山朱文钧手。据朱氏回忆:“岁壬申(1933年)秋,是碑由韩氏再出,经津贾方雨楼复鬻于庆云堂张彦生。彦生持以示予,予三十年来颇蓄汉唐碑版,惟《醴泉》仅一明拓未凿本,求一宋拓稍佳者不可得。忽睹此本,洞心骇目,几疑梦寐。张以重价要予,磋商累日。时予贫甚,不得已乃斥卖藏画,并称贷以予之,乃克成交,此予得碑之始末也。”(朱文钧:《欧斋石墨题跋》)
碑文内“重譯来王”之“重”字完好(见第四开)。“南踰丹徼”的“丹”字,横画右端收笔处见石花分开而尚未并成一笔(见第四开)。“长廊四起”之“四”字犹存(见第二开)。这些地方证明此本早于南宋拓,而又可与李祺本互证,都是该碑未曾剜凿时拓出,应视为醴泉铭留在人间的双璧。
五十年代朱氏后人将此本捐献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