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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谬尔·约翰逊于1758年出版了《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传》。他虽然讲述的是一个王子出逃、游历、追寻的故事，但并未采用十六世纪以来乌托邦文学作品中所风行的“游历冒险”叙事模式，没有一成不变地使用第一人称的表述，而是将第三人称和各种人物的自述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某个主人公狂热的内心冲动和冒险行为，还有旁人的冷眼旁观和智性的评价。

   小说的主人公是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四王子，从小就和其他王子公主住在一处皇家的隐蔽居所“幸福幽谷”，等待应诏前往继承王位。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幸福至极”的理想境地：

   ……幅员开阔的葱葱深谷，四周群山环抱，颠峰横插中部。

   群山环抱的每一边，潺潺的流水不断倾泻而下，汇集在山谷中，幽邃浅狭，到处草木葱绿，土地肥沃……湖泊中各种鱼浅游浮动……

   活泼的小羊在岩石间跳来跳去，狡猾的猴子在树间闹着玩，而显得神圣并很有气派的象在荫凉处静卧。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都汇聚于此，造化的一切赐福也集中于此，天地间一切罪愆邪恶已荡涤尽净，尘世间变得一片纯明。[1]

   这里丰衣足食，王子王孙们过着无忧无虑、整日享乐的生活。这是否就是幸福的至极状态呢？应该说，这是以往的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一个在人们看来已经到达顶点的完美生活的图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不缺少，人类的生活俨然已经十全十美了。这对于实际生活中充满大量缺憾、大部分欲望都不能得到满足的普通人而言，的确就是一个“幸福至极”的世界。比如书中那些去到“幸福幽谷”中的乐师和舞女。

   为了给“幸福幽谷”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和新奇，常有不少乐师、舞女被召去表演。对于他们而言，这种隐居处所提供的安全和快乐的生活，是让他们无限向往的。而他们对这种幸福生活只是短暂的一瞥，当幽谷的铁门关上后，就不容许他们再返回。这短暂的一瞥，成为他们心中最为美好的记忆和无限的向往。

   但“幸福幽谷”中不断重复的奢侈享乐和无所事事的生活，令王子拉塞拉斯郁闷不已。他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缺，但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完全没有那种将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追求到手后的喜悦。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幸福”生活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他决意逃出“幸福幽谷”，去了解世界，去发现人生幸福的真谛。

   他和妹妹以及结识不久的诗人、哲学家伊姆拉克一起踏上了游历之途。他们寻访埃及，游历尼罗河，但所到之处，不论是哲学家、统治者或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隐居者和淳朴天真的牧童，人人都有自己的诸多不满。聚集在一起嬉戏狂欢的年轻人却发现自己内心空虚；道德导师自以为是，教诲起人来时道貌岸然，但行动起来却和普通人别无二致，遭遇丧女变故也一样痛不欲生；牧人不甘心日复一日为有钱人辛苦劳累；阔佬又怕“露富”遭嫉妒而整日心神不宁。“他们在有权有势者当中，看到的是仇恨、背叛、焦虑、骨肉相残；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则是不和与纷争”。[2]面对这些，伊姆拉克总结出：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幸福，可是人人都觉得别的地方有幸福，人人都靠这个信念来保持追求幸福的希望。

   尽管幸福无处可寻，但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出发。伊姆拉克本人年轻时也不愿遵循父亲的安排，一意出门远行，寻找最有价值、最能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但他在经历了世态沉浮炎凉，目睹了人性的卑劣后，最终心灰意冷，放弃了追寻，来到“幸福幽谷”，意图过一劳永逸的日子。但他最后仍然扮演了拉塞拉斯的“诱惑者”的角色，和他一起又一次踏上追寻的路程。“作为一个‘过来人’，伊姆拉克的内心仍然和年轻人一样骚动不安”。[3]

   书中还有一位已经在洞穴里独居多年的隐士，他挖出自己埋藏的宝藏，和拉塞拉斯他们一起去探寻。作者借人物之口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隐士到了大都市后恐怕又会重新向往隐居生活，说不定还要如此反复几遍。这是因为，对幸福的渴望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可以说是内在于人的体质中，任时间流逝，也不足以把它抹去。无论现状是好是坏，都让人们不满。然而同样的现实状态，如果拉开距离，或者是空间的、或者是时间的，人们的想象就会把它渲染得成为值得向往的理想状态了。

   约翰逊“把这种永远不满现状、见异思迁的心灵冲动视为人的本性”，[4]并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人的生命本身。

   文中拉塞拉斯王子从“幸福幽谷”的出逃，象征着作者对“一劳永逸”这种乌托邦思维定势的反叛。但这种反叛又不是决然的反对，而是对人性中这种必然的冲动进行理性的揭示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对于王子出逃、寻找幸福、寻而不得的经历，作者也并非对此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万事皆空”或“人间无幸福可言”等等。作者一方面反复论证人类欲望和追求的虚妄，给一些“优托邦”的狂热情绪浇上一点凉水；另一方面又指出欲望和追求乃是人类的活力和创造的源泉，给深陷绝望深渊的人们燃起希望的火星。人类的历史，就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磨合、对话、延续和发展。

   十九世纪的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也在他的散文《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中，表达了和约翰逊类似的看法。他同样不认为世上有“一劳永逸”充满幸福的“理想世界”，他说：

   假如一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知识的欲望完全得到了满足；假如一个人在一切方面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人不是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吗？[5]

   他同样认为对理想的追求同时又是必要的、是人性的体现。他说：“由于天性使然，我们的种种希望却像夜空的星辰一样高邈难追；我们的希望持续不断，与生命同样长久。”而人的追求也应该是无止境的。宇宙无限辽阔，大陆之外有海洋，平原之外有丘陵，“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实现所向往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斯蒂文森认为“理想的黄金国”可望而不可及，人们顶多只能“瞥见远方隐隐约约的黄金国的塔尖”。所谓终极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且很可能“这个目标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完成，而在于开始，不在于实现，而在于奋斗；重要的是“我们渴望着什么”，而不是“我们占有着什么”，因为，有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有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只要我们尝试了，只要我们奋斗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就问心无愧了。正如作者所说，“满怀希望地赶路要比达到目标更好”。[6]

   不论是约翰逊的小说还是斯蒂文森的散文，都是对某些“优托邦”文学作品中所显露出的盲目乐观情绪的批评，都以一种相对理性、冷静、达观心态，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进程，而人类的乌托邦追求，就在这个进程中不知疲倦地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