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邹建军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负责人、研究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评论》杂志社副主编，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文学、比较诗学、中英文学关系、中西诗歌艺术。自1998年开始，招收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及美国华裔文学、比较文学、中英文学关系、文学中的地理等方向的访问学者。他曾在北京《文艺研究》、《求是》、《民族文学研究》、《人民日报》、《中国妇女》（英文版）、《外国文学研究》、《民族文学》、《读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诗探索》、《诗刊》以及《社会科学战线》、《学习与探索》、《江汉论坛》、《四川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华中理工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美国《中外论坛》和台北《文讯月刊》、《创世纪》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大中华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现代诗学》等专著多种，并出版《中国新诗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李魁贤诗歌艺术通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及长江文艺版系列外国文学作品年选等编著。近年来开创了易卜生诗

歌研究、英国湖畔诗人诗歌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与美国华裔小说研究等学术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000年至2003年，邹建军教授曾担任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至2002年期间，他曾多次到湘南和桂北对女书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女书流传区的民情风俗非常详细的考察和感情的认识，为女书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在他的带领下，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多次申报省部级以上的社科基金项目，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6月18日，为了了解他的这一段岁月，为中国的学术研究积累资料，笔者有幸在桂子山上他的办公室，就多年前他的女书文化调查与研究经历进行了采访。邹师谈到当年他是如何戏剧性地接触到女书，并进一步对其产生浓厚兴趣的；他深情地回忆起他当年在湖南南部与广西北部广大地区进行的调查，并提及了他在女书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最后，他对女书文化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作了详细的概括与分析。

关键词：女书  女书文化  女书文化旅游  女书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贺夏蓉，湖南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贺夏蓉（以下简称贺）：邹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中国湖南“女书”文化所在的地区之一——湖南永州，听说你对“女书”很有研究，并且担任过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对此我感到很惊喜。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女书”的？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我最早接触到“女书”，是20世纪九十年代初，当然，知道“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还要早几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当时所在的中南民族学院，有两位老师为了女书的发现权，而发生了很大的争议。他们都说“女书”是自己发现的，为此而闹得不可开交，有时把对方搞得像仇敌，不仅见面不打招呼，而且还要吵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女性专用文字。同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两个男子汉，为了那么一点小事，就产生如此的对立？由于我当时在民院工作的时间不长，对两个人都不熟悉；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个人是我的老乡。我是威远县人，他是资中县人。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女书到底是谁发现的？”他说：“当然是我发现的”。我就说：“为什么他又说女书是他发现的呢？”于是，他告诉了我关于“女书”从发现民间女书原本到研究鉴定为一种女性文字的来龙去脉。我说：“我认为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只是对发现的理解不一样而已。他说是他发现的，指的是他最早在江永发现了女书的原本，于是搜集起来，并且向世界加以介绍，所以他就女书是他最早发现的，也并没有错；而你说是你最早发现的，指的是你经过分析和研究，首次鉴定女书是世界上唯一还存活、并还在民间使用的女性文字。因此，你们俩个的争议，仅仅是一种意气之争，而且还有可能是一种名利之争，而不是一种学术之争。”他听了以后，还是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仍坚持说女书是他最早发现的。我发现他过于固执，也就不再说起这样的话题。这，可以说是我与当时女书研究专家的第一次对话。

贺：那么，你又是什么时候真正接触到“女书”的呢？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你对“女书”的真正兴趣？

邹：我真正接触到“女书”是1992年，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的主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痖弦，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河南南阳人，1948 年到台湾，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与报人。大概从1987年开始，我与诗人黄邦君受时代文艺出版社之约，编写中国第一部有关新诗的大型辞书《中国新诗大辞典》，开始与他通信，他帮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台湾诗人诗作的资料。在那个时候，与台湾的人通信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开放不久。有一次，他听说中国大陆发现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的消息，非常振奋，于是约请我为中国“女书”作一个详细的长篇报道。于是，我就近采访了我的老乡、当时已经比较知名的女书研究专家谢志民，不过，那个时候他好像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当时他详细地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女书”、他对“女书”的研究过程，以及学术界各派人物对“女书”的反应等，都为我一一地作了介绍，涉及到有关“女书”许多人、许多事。这篇长达八千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取名叫《深闺里的字谜》，就是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引起了一些风波。文章发表后，新华社在北京出版的、十分重要的报纸《参考消息》分两天选载了全文。由于《参考消息》的权威性，并且当时在中国大陆发行量巨大，在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读者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人由此知道中国湖南江永“女书”，而且认识到境外媒体非常关注“女书”，对于“女书”早期在国际、国内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成为早期“女书”宣传的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也是我在首都大报上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我在台湾的《联合报》、《台湾时报》、《世界论坛报》，美国的《侨报》等发表多篇报告文学作品，对中国大陆发现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与科学研究成果，都及时地进行报道。现在一般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一个批评家、学者之外，同时还是一个不错的报告文学作家与诗人。这篇关于“女书”的文章，还成为了我的老乡晋升教授的重要因素。据说情况是这样的：文章发表的前后，正是当年湖北省职称评审的关键时期。本来，学校学术委员会因为人际关系，并没有通过谢志民晋升教授，已经送到省里的名单，也没有他的名字；他的职称评审材料已经进了学校的档案室。然而，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每天必看《参考消息》，他看了那篇文章后，感到非常惊奇，于是马上召集召开了党委会，他说：“我们学校成立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那一个专家的科研成果上过《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么重要的新闻媒体，都长篇报导了谢志民和他的‘女书’研究，真是了不起，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如果我们不把他的职称材料送到省里，学术界可能不会答应，在政治上也可能会犯错误。”于是，他的职称材料被派专人送到了省里，谢志民因此在当年就而被评上了教授。这只是其间发生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更为惊彩：此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引起了当时的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先生的不满。不知为什么他看到了《参考消息》上的这篇文章，他说谢志民在这篇访谈里，指出的有些人介绍的“女书”不是民间的女书原本，而是自己造的“女书”，是说他所收藏的“女书”及其对于“女书”的研究，说这不是事实求是的一种说法，这损害了他人格与学术的声誉。他给我写了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我再写一篇文章纠正错误的说法，不然他要到法院去控告。我当时就给他回了信，明确表示：第一，文章并没有写到你的名，因此最好不要对号入座；第二，关于“女书”的真假问题，可以进行学术争鸣与学术探讨，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你如果要到法院，首先只能是告谢志民，而不能是告我；我只是访谈者、记录者而已。既使那样的话有问题，对你构成了伤害，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并不是我讲的。于是，这场小小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概十年以后，当我到江永对女书文化进行实地考察，见到周硕沂先生时，我首先对他表示了歉意，他也没有什么，对我很友好，对谢志民也很友好。也许时过境迁以后，再没有了当年那种不满的情绪；而且，自那次事件之后，奇特的“女书”已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件事情的前后，可以说是我和“女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并且也引起了我对“女书”的真正关注与研究的兴趣。在后来的十年，我发展了这样的兴趣，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贺：虽然你的研究领域颇为广泛，但你既不是搞语言学研究，也不是搞文字学研究的，为什么在中南民族大学时，你却能被选为“女书研究中心”的主任，并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成果。你个人认为，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邹：从那时开始，将近十年时间以后，由于宫哲兵的调离和谢志民的退休，“女书”的研究，在中南民族大学来说，处于时断时续的境地。当时的社会上对“女书”的热情不减，有时候还非常关注，而且有的人有持久的热情，有许多海外学者来信寻问有关“女书”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情况，有许多人来信要求介绍“女书”文化的保护情况，有的人来信索取有关“女书”的资料，有的时候弄得学校领导无所适从。“女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它是不是世界上唯的女性专用文字？它究竟有多大的研究意义与价值？从开始发现的时候就一直存大比较大的争议。学校领导也不是学中文出身的，因此总是听到不同的意见，老是下不了决心，是要继续重视这样的项目，还上管它，任它自生自灭？学校在召集了一些专家听取汇报后，决定成立“中国女书文化研究中心”。

至于本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我自己也不得而知。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我想，本人有幸成为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是学校的领导和研究女书的专家对我的信任。我既不是搞语言学的，又不是搞文字学的，照说作这个主任是不太合适的。我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理论与批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学校要任命我当这个主任：一来可能是因为我写过那么一篇关于女书的文章并且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二来是因为我和善的性格、宽容的态度，能够化解一些矛盾，最少能够使校内各方研究女书的人不会产生严重的矛盾；三来可能是因为别人认为我的事业心比较强，做什么事历来是有始有终，并且卓有成效。当然，具体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说法仅仅是我的一种猜想而已。那么，正式介入女书的研究、宣传和女书文化旅游开发的设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贺：据说您在担任“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曾经策划了几件很重要的事，引起了女书专家、学界与媒体的关注。那么，您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是哪几件事？您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事？并且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取得那么重要的进展？

邹：在我担任“中国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现在回忆起来，的确是尽心尽力、勤勤恳恳，策划了几件引人关注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件事：一是对“女书”文化进行了几次颇有规模的实地考察。那几年的“女书”文化考察，除了一两次没有去之外，其余都是亲自率团，到“女书”流传区，也就是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广大地区，到过的地方包括湖南的道县、江永，广西的灌阳、江华、全州、桂林。我们到过这些县市的乡镇和农村，曾与女书老人、女书学校进行了多次交流，留下了许多文字和图片。我们的考察所取得最为重要的收获，可能是重新搜集到了一些流传在民间的“女书”原本，为“女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当时调查发现，“女书”不仅是在湖南道县和江永流传，它的范围应该是湘南、桂北的十几个县市；另外，还发现“女书”与当地的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高山瑶还是平地瑶，在他们居住和活动的地区，我们都发现了“女书”的文本及其运用的情况。二是与当地政府合作，提出了“江永女书文化旅游设计方案”，引起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为此，江永县政府与我中心曾在武汉和江永两次举办了专题座谈会，每次会议都有详细的会议记要。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多次论证，最后才形成了这个设计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规划了几条旅游线路，包括蒲尾女书文化旅游区、千家洞瑶族文化旅游区、桃川历史文化旅游区。现在，我不是太清楚江永女书文化旅游开发搞得怎么样，但我的印象是江永县政府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旅游设计方案是非常重视的。我相信，这样的方案会对江永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推动作用。三是连续组织召开过好几次大型的女书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两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江永，一次是在武汉。我们作为主办单位之一，邀请了许多国外和国内的研究语言、文字、历史、民俗与民间文化的学者来参与，对有关“女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其间产生了许多学术争论，最后达成了许多共识。当然，分歧也还是存在的。我们所主办的每一次研讨会以及座谈会，都有众多学者提交论文；学术会议之后，我们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开出了有关“女书”的专栏，也出版了有关的会议论文集，取得了丰硕成果。四是组织专家对“女书”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首先，我们组织编撰了国内首部女书字典，以声像形式来进行组构，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女书电子字典，可以直接在各种排版系统中调用，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其次，我们着重对“女书”的文学价值与民俗学价值，进行了深度探讨。我们的研究论文，在《寻根》杂志、《中外论坛》、《中国妇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以栏的形式得到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一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引摘，掀起了“女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五是组织申报了一系列科研项目，得到了学校、国家民委和相关学术组织的课题资助。在此条件下，我们组织人员编写了《女书文化研究六人谈》、《女书与瑶族民间文化》等著作，有的虽然尚未出版，但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六是加强了对“女书”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在每一次学术研讨会或是“女书”文化专题研究期间，我们接待了许多国内外媒体记者的来访；同时，我们自己也撰写过有关“女书”和“女书”宣传报道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湖南日报》、《大河报》、《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对我们“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女书”文化作过广泛的宣传报道，使“女书”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家喻户晓、众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贺：一直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女书”的研究价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请问你今天是如何看待“女书”的研究价值的？它有没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如果有的话，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邹：我认为，“女书”研究的确很有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语言学、文字学、文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多个研究角度，可以为我们现有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资料与有意义的研究视角。至于具体说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研究意义，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女书”是一种文字，并且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至今还活着并在使用的女性专用文字，这就可以体现其最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文字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于汉字，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字？为什么男人不能用，男性也不认识？这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的文字学家来研究。“女书”文字所反映的语言，到底是汉语方言还是瑶话？是文言文还是现代白话文？“女书”里面有大量语言学的积淀，值得我们的语言学家们来探讨。其次，用“女书”创作的许多书信、诗歌和故事，属于中国南方的民间文学，那么这种中国南方的民间文学与北方的民间文学有什么区别？由于它所表现的对象是女性的情感和心理，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也是值得我们的民间文学专家进行讨论的。但是，“女书”也有很多谜团没有揭开，因此，这让学术界一些人否定“女书”研究价值。这些谜团，主要是：第一，“女书”产生的历史年代。有的人认为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与甲骨文是一个体系，甚至比甲骨文更古老；有的人认为它产生于近代，不会超过明朝之前，理由是从现在搜集到的“女书”文本来看，它所反映的内容没有超出明代以前的。“女书”所产生的年代，的确定关系重大；如果比甲文还古老，那么会牵涉到许多历史变迁和民族交融的问题，因此，研究的价值就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它产生的历史不超过明朝，如果它只是南方民间表意符号所发展起来的不成体系的文字，那么它研究的意义，也就比较有限。第二，“女书”究竟属于哪个民族，也关系重大。它是属于瑶族还是属于汉族？如果是属于汉族，而历史又比较短，就像中国南部山区有些地方在石头所刻的艺术符号一样，那么它的研究价值就很有限。如果是属于南方某一个民族，并且为这个民族所专用，那么就牵涉到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特别是有些民族本来没有文字，那么它的研究意义就很大。第三，“女书”是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关系重大。有人说“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有人说“女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说在日本和朝鲜等国，都曾经出现过女性所专用的文字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用了。后来，有人改口说江永“女书”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女性专用文字。那么，从现有的事实看来，“女书”只有女性才认识，只有在女性之间的交往中才运用；但是，如果说它的历史比较久远的话，那么在历史上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中，男性到底参与过没有？当地的男性对“女书”究竟怎么看，这个也很重要。

贺：现在你已经不再担任女书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并且在学术上也有了较大的转向，在比较文学与中西文学关系方面取得许多成果。请问今后你还会关注“女书”的研究与发展，或者还会从事“女书”文化的研究吗？

邹：最近几年，我虽然离开了中南民族大学，不再担任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但是我对“女书”的研究，仍然比较关注。如果看到报纸上、电视上的报道，都有想听下去的兴趣。可以说，我对“女书”还是深有感情的，它毕竟是我在自己年轻岁月中，所投入过自己的热情、精力，也花费过不少时间的一件事。这一段人生岁月，让我们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也许以后我没有时间来专门研究“女书”，但我会以其它的方式，来表示我的关注与支持。这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非常喜欢那里的自然山水，特别是江永的下层铺，离甲天下的桂林很近，那里的自然山水如画似诗，与桂林的山水非常相近，几十里如画山水现在还展现在我的眼前；二是我在中南民族大学工作了十九年，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几分之一都与那里相关，我不可能忘情于那里的人与事，并且我也一直认为民院对我们这些外来的青年学者是不错的，给我们提供的环境与政策也是很好的，我从讲师、副教授、教授，都是在民院评上的；在民院，有我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与同事，并且对我都相当友好，至今我没有忘记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三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在文化的视野上对文学进行研究，而“女书”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因此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眼光来研究“女书”，的确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我相信，“女书”文化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人会研究“女书”。

贺：作为永州人，我非常感谢你对“女书”的关注，同时也感谢你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采访！邹老师，我们欢迎您再次到美丽的永州进行考察，我们全体永州人都不会忘记您对永州文化研究与宣传所做出的贡献。

（贺夏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中外文学讲坛社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