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弼所注，通行至今的《老子》一书，共有八十一章，五千一百余字。其中，“圣人”一词出现了三十二次，分布在二十六章中，它出现的频率，仅次于出现七十多次的“道”字。由此可见，理解《老子》书中的圣人观念，成为理解全书思想的关键。

一、圣人的得道途径

书中的圣人首先是“得道”的人。得道，一是说他认识了道，一是说他要“为道”。

《老子》中的道，有着超感官的特征，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却可以通过“观”来认识。《老子》中有四处谈到“观”。一处在第一章，它说：“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这是说，要常从“无”中观察“道”的奥秘，要常从“有”中观察“道”的端倪。按照一般的观点，“有”指的是现存的世界万物，“无”指的是世界万物产生之前的虚空。

一处在第十章，它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这里的“鉴”与“观”的意思相同，“玄”与“道”的意思相同。这是说，要清除内心的各种“前见”，使其如镜子一般纯净明澈，才能没有瑕疵地观看玄妙的道。

一处在第十六章，它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是说，使心灵达到虚空宁静的极点，然后观察现存的万物，才能认识它们生长消亡的规律。

一处在第五十四章，它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是说，以自身来观察自身，以家庭来观察家庭，以乡镇来观察乡镇，以天下来观察天下。这段话大致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以物观物”，意思是克服观察者视觉的有限性，从事物本身的角度来观察事物。

总之，去除“前见”，持守虚静，以物观物，这是《老子》所讲的观察道的方式。

除了观道，还要“为道”，才是真正地得道。《老子》中有两处直接谈“为道”。一处在第四十八章，它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说，做学问求知识，要一天天增加；为道，要一天天减损，要减损到什么都不做的程度，然后才可以什么都可做。这里的为道，意思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修道。

一处在第十五章，它说：“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这段话的大意是，古时候善于为道的人，通常不被他人所理解：他小心谨慎，好像冬天踩着水过河；他警觉戒备，好像在防备四邻的攻击；他恭敬郑重，好像去赴宴做客；他行动洒脱，好像冰块消融；他淳朴厚道，好像未经加工的原料；他旷远豁达，好像深幽的山谷；他包容大度，好像浑浊的流水：他从不自满，所以能去故更新。

这两处的“为道”，一处指明了修道的要领在于“损”，一处描述了得道的古人行为特征。通过“损”的方式提升道德修养，先秦的其它书籍也有涉及。《易经》的第四十一卦为“损”，它的彖辞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这是说要减损卑下以趋向崇高；它的象辞说“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这是说君子要制止忿怒的心情、堵塞邪僻的欲念以修身立德。另外，《论语》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所讲的也是“损”的意思。与后两者相比较，不难看出，《老子》中所谈的“损”没有说明减损的具体内容。

二、圣人的为人处世

圣人是得道的人，按照道的方式行为，这便与常人或俗人的行为方式有了显著的区别。

圣人善于保全自身。圣人的追求与他人不同，“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第六十四章）。这是说，圣人追求他人所不追求的，不稀罕他人看作为贵重的货物，学习别人所不学习的，补救众人所经常犯的过错。圣人的表现与他人不同，“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第二十章）。这是说，众人都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富足有余，光辉自炫，严厉苛刻，精明灵巧等；我却独孤自处，无所归依，淡泊宁静，混沌糊涂，愚昧笨拙等。“我”之所以与众人不同，关键在于得到了道，即“贵食母”。对于有害于人的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等事物，他做到了“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圣人知道自身的缺陷，也就消除了缺陷，即“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第七十一章）。

无为，是圣人应对世事的态度与方式。第二章中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生而弗有，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第六十四章中说：“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根据前人的解释，无为的意思是任凭事物自然演化，不妄自作为。圣人以无为行事，其目的与结果是“弗去”、“无败”与“无失”。圣人也做事，但他懂得“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理，所以始终不做大事，最终反而能做成大事（第六十三章）。 做成大事后，圣人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 （第七十七章），是因为他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

不争，是圣人应对他人的态度与方式。第二十二章中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八十一章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两处的意思是说，圣人不与他人相争，就结果来说，反而能取得“天下莫能与之争”，如第七十三章所说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又如第七章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三、圣人的治理

《老子》中的圣人，常常于“民”与“百姓”相对而言，这些时候，他是治理国家的君王。因此，有人称《老子》一书讲的是“人君南面术”。

“刍狗”与“孩童”，是圣人对待百姓的两种态度。前者见于第五章，里面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指用草扎成的狗，专用于祭祀之中，祭祀完毕，就把它扔掉或烧掉了。圣人对于百姓的态度，如天地对待万物的态度，将百姓当成刍狗，任其自生自灭。后者见于第四十九章，里面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这里的“孩”，用作动词，是说圣人采取各种手段，使百姓退回到无知无知无欲的孩童状态。

“常使民无知无欲”，即采取愚民政策，是圣人治理民众的策略。第三章中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国家，要解决民众的温饱，要强健他们的身体，却要消除他们的志向、知识与荣誉感。第十九章中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与第三章从治理国家的考量不同，这里的愚民是圣人从有利于民众的考量行为的。

 “小国寡民”，是《老子》主张的国家的理想状态，在第八十章中有详细说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说，不让民众使用器具、舟车、甲兵等现有的物品，使他们回复到结绳记事的远古状态，让他们看重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使他们享受并满足于所吃的事物、所穿的衣服，所住的房子、所沿袭的风俗习惯，使不同国家的民众从生到死都没有来往。

四、《老子》圣人的独特性

与先秦的其他书籍相比较，《老子》的字数最少，但谈论圣人的次数却较多。除去第十九章所说的“绝圣弃智”一语，《老子》对圣人都是从正面论述，持肯定推崇的态度。作为道家的经书，《老子》中的圣人，自然是道家确立的典范人物。儒家的经典如《诗经》、《易经》、《论语》、《孟子》等有时也谈到圣人，两者相比较，自然能得出《老子》圣人的独特性与两家学说的主要区别。

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有为与无为。儒家经书中的圣人必须是有为的，他们或者如《易经》里的圣人要制作各种器物“以利天下”，或者如《论语》中的圣人要“博施于民而济众”。《老子》中的圣人有时会无为，如五十七章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有时则无不为，无不为的时候就会做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等事情。就有为的目标看，两者也是不同的：前者引领百姓向前，以书契改变结绳而治的上古；后者治理百姓退后，回复到结绳而治、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上古。

其次，两者的区别在于身份的不同。儒家经书中的圣人有时指国家的治理者与民众的教化者，有时单独指民众的教化者，它们更看重教化者的身份，如《孟子》中的圣人是“百世师”，如《易经》中的圣人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老子》中的圣人，当其为国家治理者时，则纯粹是国家的治理者。

再次，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待前人的态度。一般而言，儒家经书中的圣人会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即尊崇效法前人。《老子》中的圣人不仅“不尚贤”，而且要“绝圣弃智”。全文没有提及之前与当时的一个具体人物，这是《老子》在那个时代著作中的独特之处。

圣人是得道之人，聪明睿智超出常人，就此而言，《老子》的圣人与儒家经典中的圣人是相同的。然而，两者对道的认识不同，这是造成两类圣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