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厢记》中的接受美学思想

瑾葵

摘要：《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的戏曲名剧，西厢故事自唐代以来就被人反复吟咏，历代不绝而流传至今。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置读者于文学接受的中心地位，从读者的接受欲望、期待视野等方面，对《西厢记》永恒的文学魅力进行观照。

关键词：《西厢记》；接受美学；审美心理；阅读视野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赵景深先生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将其与《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1]。《西厢记》取材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之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名《弦索西厢》）的出现，对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进行了深化与发展，而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独创性地使故事得以成熟与完善。较之《莺莺传》与《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可谓家喻户晓，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颇深的影响。之所以只有王《西厢》成为历代不绝的文学瑰宝，是因为《西厢记》以市民为主要接受群体的戏曲创作，是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呈现，它更契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又能够超越读者，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

一、大众的接受欲望：“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王国维先生曾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这一观点恰与西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与感知的重要作用。《西厢记》其实非常简单，它讲述的是才子佳人在追求爱情时遇到阻碍，不懈努力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看似套路化，但是正符合中国人民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提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是原始氏族的血缘亲属纽带，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并由此衍生出中国人传统的“家和万事兴”、“和为贵”等一系列以“尚和”与“尚圆”为中心的审美文化传统。[3]

元代社会的市民艺术非常繁荣，在这样的时代里，戏剧作为一种在“勾栏瓦肆”演出的舞台艺术，想要获得大众的认可，就必须抓住传统中国人“尚和”“尚圆”的民族心理。因此，王实甫在《西厢记》的创作中有意设计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的主题。这是一种进步的婚恋观，代表了当时及后世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市民阶层对自由平等的爱情婚姻追求与向往的理想。

接受欲望的满足是对作品展开进一步阅读与理解的基础。德国美学家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文本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存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义或讽刺性的获得实现。”[4]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等级的森严，沉重的夫妻纲常，使得在家庭的闺房之内，夫妻间的儿女私情、平等的欢爱几乎是不存在的。《西厢记》却通过崔张两人由相识、相爱、相许到最后终成眷属的描写，歌颂了被传统婚姻忽视不顾的儿女私情与美爱幽欢。为了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封建的伦理道德都可以不顾。

《西厢记》迎合了大众的接受欲望，表达了人们的心声。它强调缔结婚姻的基础应当是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门第权势、容貌才情。所以毛西河把“有情的”看作是概括《西厢记》全书的“眼目”。《西厢记》所表达的这种愿望，被写进了西湖月老祠的对联：“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4]可见，《西厢记》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呼声，而是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和愿望。

二、读者的期待视野：波澜迭起、错落跌宕的情节

“期待视野”是包括作者、读者在内的两个系统，两种视野互相作用而构成审美经验的完全意义的接受。对于读者系统而言的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6]《西厢记》正是在曲折萦回、波澜迭起、错落跌宕的故事情节构造上实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王伯良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7]西厢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非常集中，这对故事情节的展开有很大的难度，但作者围绕崔张之恋，巧妙地从两条情节线索来开展剧情。一是以张生、莺莺和红娘与老夫人间的矛盾冲突，二是崔、张和红三人之间的误会性冲突。两条线索一主一辅，既相互交错、制约，又此起彼伏，张弛有间。两条线索的安排使作品极富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又在紧张激烈的冲突矛盾中深化了思想主题。

《西厢记》第一本写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发生。从“惊艳”、“借厢”、“酬诗”到“闹道场”，将莺莺的娇雅多情与张生的倾心爱慕展现地淋漓尽致，使剧中充满了爱情的喜悦。可是，崔张二人的爱情与封建礼教相悖的，他们虽彼此相爱，却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这一点使得读者急于了解他们爱情的发展，激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于是在第二本里，作者设计了“兵围普救寺”这一场戏。张生的胆识使莺莺避免了落入贼人孙飞虎之手，消除了崔张爱情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更赢得了崔夫人“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的承诺，使读者在放下兵围时紧张心情同时，又为崔、张爱情的即将成功而庆幸。不料在“酬宴”这场戏中，老夫人竟然出尔反尔，让两人以兄妹相称。眼看两人的爱情又化为泡影，读者也深感惋惜遗憾，在同情崔、张的同时，又怨恨崔老夫人。可是作者又安排了一场“月夜听琴”，让崔、张互诉衷肠，老夫人的“赖婚”反而使两人的感情向前发展了一步，相互了解更深了一层。第三本的“寄诗”、“赖简”两场戏是崔、张的爱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莺莺主动以诗相约，给人以“好事可成”的感觉。但张生赴约时，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从此一病不起。至此，读者既惑于莺莺变卦，又担心张生性命，因为莺莺的变卦极有可能使二人的爱情彻底毁灭。在这紧要关头，红娘又送来了莺莺“今霄端的云雨来”的诗简，立即医好了张生的相思病，也让读者为两人的爱情感到喜悦。可是，崔、张私合之事被老夫人发觉，眼看两个有情之人不得不因礼制和门第观念分离，作者又安排红娘机智地斗争，迫使老夫人承认了现实，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要求张生必须金榜题名，由此又设下“长亭送别”、“草桥惊梦”的情节，着重刻划崔、张难舍难分的惆怅。张生离开了莺莺，读者又开始担心张生最后始乱终弃，另外，莺莺确曾许配给郑恒，这是对他们婚事的极大干扰。种种悬念都在第五本里得到了回答，张生中了状元，郑恒又使坏横插一笔，终于经过“争艳”一出，崔、张得以成婚。作品可谓一波三折，此起彼伏，张弛有度，扣人心弦，而大团圆的结局更让观众得到了完美的艺术享受。

三、群体的审美感受：诗化语言与诗性意境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在具体的阅读中，读者对那些自己期待视野之内的作品往往不感兴趣，相反却对超出自己期待视野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致。这是一种审美的新鲜感和对审美标准的拓展。《西厢记》正是以诗化的语言和诗性的审美意境，惟妙惟肖地揭示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以更令读者回味无穷。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作为文学作品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文学作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西厢记》中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又吸纳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融汇百家，创造了文采斑斓的元曲语汇[8]正如金圣叹所言：“《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对坐读之，叹其解脱无方也。” [9]《西厢记》诗意化的美学特征吸引着一大批阅读者。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郭沫若说：“不但是‘杂剧中的杰作’，也是一部‘好诗’。”《西厢记》这种诗意化的美学特征具体体现为诗性的语言运用以及诗意的氛围营造等。

第一本第三折写了静夜莺莺在花园烧香，与张生酬诗的情节。王实甫在开篇这样写道“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金圣叹赞这一出“月下美人”风格清丽，幽香沁人。玉宇、银河、月色、花阴这些典型的静态景物，都流露出一种冷意淡雅之美，经由作者的一番描绘与集中，就涂染成一幅清雅的月夜图景，营造了一个唐诗宋词般的美学境界，使张生那“悄悄冥冥，潜潜等等”视爱人若神明的心理和情态在这样清致绝美的环境中加以展现。第四本第三折中，写的是张生赴京赶考，莺莺长亭送别的场景。其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曲，化用的是北宋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的咏秋名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以一种诗意的哀愁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这种意境完全契合剧中人物的离情别绪，读来哀怨欲绝，缠绵悱恻，悲惋动人。可以说，《西厢记》处处都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每一折戏都像是一幅风景画，每一段唱词都是一首抒情诗。

《西厢记》的语言清丽华美，典雅工致，它得益于作者王实甫对古典诗词抒情写意功能的熔铸和提炼。与此同时，它既融汇了诗词的凝炼之风，又保持了元曲的大众化口语化本色，在雅与俗的交融之中，使读者徜徉于诗意和现实的国度，正是在这种浪漫与现实的距离感中，作品本身与读者达到共鸣，获得了全新的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6][7]王实甫：《<西厢记>前言》，张燕瑾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2]王国维，蔡元培：《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4][5][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文学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8]王铁红：《曲折动人，韵味无穷——谈<西厢记>的情节和语言艺术》，电影文学，2007年第24期，第58页。

[9]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哮晓航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4页。

（责任编辑：陈晗 孔贝贝 程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