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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译者范晔——我更是一个读者
(2014-11-13 20: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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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百年孤独》译者范晔——我更是一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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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一身休闲长衣裤，头戴一顶深蓝色鸭舌帽，背着双肩包，一手拿着一本厚厚的西语书，另一只手推着自行车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学者便是范晔。虽然之前便听说《百年孤独》官方授权的译者是个30出头的青年学者，但真正见到本人的时候，还是会像在《百年孤独》发布会上他给人的印象一样受到震撼：太年轻了。
11年5月30日，《百年孤独》中文版全译本首发式上，与陈众议、梁文道等嘉宾西装革履不同，范晔穿着西葡语系的T恤，更加凸显了他的年轻。而他本人却有与这份年轻不相搭配的成熟和思想。陈众议表示，在翻译界非常注重辈分资历的情况下，选择范晔的确很大胆，况且是《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范晔找到了马尔克斯的语言风格。”陈众议说。在此之前，范晔译过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其与马尔克斯、略萨和富恩特斯被称作拉美“文学爆炸四大天王”。
“我更是一个读者”
范晔现今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在翻译《百年孤独》将近1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除了备课上课的时间外，包括暑假的其他时间都放在了《百年孤独》的翻译之上。在翻译的时候，他是他书中自称的“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在北大西葡语系的讲台上，他是被学生仰慕的气质斐然的老师——有时候讲到兴之所致便拉着学生直奔未名湖读诗，因为“未名湖比较适合良辰美景诗句的意境”。而更多时候，范晔更认同的身份是一个读者。
在他眼中，比起学生和读者，自己只不过是之前多掌握了一门西语能细读西语原著罢了。读者的这一角色可以把老师、译者的角色贯穿起来，所以“我更是一个读者”，范晔说道。
范晔热爱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杂七杂八什么类型的书都看”。他非常认同一句话：我太爱文学了，以至于不舍得把她当作职业。所以他很羡慕那些没有负担、职业责任的闲来无事便捧起书来读的读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能以自己喜爱的西语文学当作职业并侥幸糊口，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很幸运的。”范晔笑着说。
“我希望我是哈利·波特”
一本《百年孤独》让范晔像结识朋友般认识马尔克斯：越加深入翻译，对马尔克斯的理解更深。仿佛是上帝安排好了的一切，让这两个不同时空、不曾谋面的但又同样喜爱诗歌的中西方两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百年孤独》发表的第47个年头、中文版正式发行的第3个年头的4月17日2点钟，范晔坐在玻利瓦尔广场的长椅上发呆。60多年前，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曾因没钱在此过夜；60多年后的此刻2点钟，远在墨西哥城的这位当年的大学生已经摆脱了病痛的烦扰安然去世。他便是被叫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家。而距长椅不到200米的海滩，如果沿着海边城墙一直走下去，便是这位伟大作家的家——范晔13日才刚刚瞻仰完的地方。
范晔当时还不知道，这位马孔多之父竟然就在他去找寻他生活踪迹的时候便消失了。
在新书《诗人的迟缓》第一篇文章《如果一个冬夜，三位旅人》中，范晔追忆起1968年从巴黎开往巴拉格的一次冬夜旅行，那是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三位友人应朋友米兰·昆德拉之邀而在火车上发生的看似平淡无奇但三人又念念不忘的一些事。三人海阔天空地闲聊起路上种种景象，无论海洋还是厂房、战争遗迹。临睡时富恩特斯随口的一个问题让他和马尔克斯永远都忘不了那晚科塔萨尔带来的惊奇——他用管风般的深沉嗓音、骨节粗大的双手给两人上了一堂精彩的关于钢琴融入爵士乐的课，伴随着大杯的啤酒、血肠和凉土豆。这一夜让读者范晔激动不已，他想听到三人每一句伴随着西语和笑声交谈的话。他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哈利·波特一样，有隐身衣躲在边上或者椅子下面，偷偷去听他们三人的对话。”
书里书外，你很难想象范晔对于马尔克斯的理解之深。对于有报道称马尔克斯90年来华访问见到自己没授权的《百年孤独》时声称死后150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自己的作品的说法，范晔表示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尔克斯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未必可信，且听当年亲自接待他的人也表示没听到马尔克斯说过此话。不曾与马尔克斯谋面，便能洞知其性格，范晔对马尔克斯的理解略见一斑。
这不是靠着翻译《百年孤独》得来的见地，而是范晔作为一个读者在西语世界里畅游十几年的结果。
文学翻译并非易事
文学翻译除了存在来自出版方、舆论、大众的压力之外，其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文学翻译自然不例外。书名的选择背后必然蕴含着词义文意的辨析，风格趣味的倾向，以至于译者往往在翻译书名时就有可能陷入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之中。范晔在他的书中指出以下例子：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Boquitas
文学翻译到底要忠于原著还是忠于美学？这往往不是个简单能够回答的问题。范晔说，翻译常常是在所谓的归化与异化中寻求平衡点，自己不会事先地去规划和考量，而是要看文本而定。拿《百年孤独》来讲，在美人雷梅黛丝升天的那一段描写中，马尔克斯此处是特意选取超现实色彩的诗歌语汇来描写这超自然的场景，所以在面对诗歌文本时，为了保护诗的质素，范晔倾向于向异化一端倾斜，更多的关注能指多过所指。一言以蔽之，范晔在翻译的过程中会考虑不同语境之下的翻译策略，而不是单纯的考究中文使其行文流利或是单纯的讲究保持其原西语语境。
注解典故自然不用说，都需要译者自己静下心来去翻阅古籍、查遍资料来确定。大规模的典故虽然不会大面积地成片出现，但是注解一两个也要花上一段时间。如果一个词语同时又构成了双关语之类的修辞手段，就成了翻译中更大的挑战。有如《百年孤独》中堂阿波利奈作为政府代表成为第一任马孔多的corregidor。它出现在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之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代表全镇人来到correidor面前宣布：“……我们不需要corregidor,因为我们这没有什么可corregir（纠正）的”。
文学翻译并非易事，译者声名也各不相同。施小炜翻译时忠于原著，林少华则忠于美学，两者同为村上的译者，但最终名气上林少华显然略胜一筹。范晔表示，在评估译本的时候，要考虑其翻译策略是什么。“比如人家的翻译策略就是尽可能忠于原文的话，如果他的译本符合他的翻译策略的话，那他就是个成功的译者。”而对于两者的译本，范晔觉得“是个好事，可以让读者看到更多的译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对于范晔自己来说，最大的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其实是：翻译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文学翻译是一门原创性的艺术么？评估翻译作品的尺度是什么？
这篇文章最后，范晔写到：“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是永恒的烦恼，也是动力源泉。”
《百年孤独》——上帝在写作
《百年孤独》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讲诉语调，而这也是翻译《百年孤独》时最关键的一步。“找准了调子，翻译就成功了一半。”范晔说。而找到这一调子，很大程度上也归结于作为读者的阅读经验。那是一种超越时光的讲故事人的调子，不动声色又煞有介事的调子，它以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将司空见惯者重新赋魅，将离奇神异者看为平常——西语评论家评说这是上帝在写作。马尔克斯就像书中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样，站在粉笔画出的圈子正中，将所有人拒之于三米之外，以造物主般的漠然俯瞰众生，让何塞·阿尔卡蒂奥被不知名的流弹枪杀，让蕾梅黛丝升天，让整个家族反复着两三个名字，让时间在梅尔基亚德斯房间里静止，让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互换身份，让马孔多被飓风卷走……
如果说这是一部上帝写就的书，那么许多人看不懂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吧。对于有些读者第一眼便因人名的反复冗长而看不下去的情况，范晔说到：“这不是读者的错，也不是书的错，只不过两者没有在合适的机缘里相遇罢了。”或许把书放一放，等人生阅历丰富了的时候再捧起来读，可能便会是另一番体会。
不少读者会在阅读《百年孤独》的时候发现不少不能理解之处，因为马尔克斯这个调皮的造物者在马孔多这么一个小镇上布置了42个矛盾或是错误的地方。马尔克斯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你可以认为布恩迪亚家族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因为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温情的一面；你可以不理解为什么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何以因孤独引起无尽的恐惧；你甚至可以不同意书中观点而认为最后那个猪尾巴的孩子不是真爱的结晶……但是千万别问标准答案，因为作品一旦出来，作者和读者也便处在了同一个平等的位置，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并没有最终的发言权。“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别人也可以有他的看法，但是不会有一种标准的答案。”范晔说，“这本小说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了，当然，你可以赋予它意义，但是它总要比你赋予它意义的东西要多。”
正因如此，《百年孤独》才能以上帝之名为其加冕吧。
墨丘利是罗马众神的信使，司商业、手工技艺、智巧、辩才、旅行以至欺诈和盗窃的神。而在范晔的心里，他作为翻译之神也是很合适的：以智巧和技艺完成语言间的交易，文本中的旅行，偶尔成功地欺骗，制造透明的幻觉，让人以为所读的就是“原文”，但偶尔也为了打破常规，故意显示出自己飞翼之履的踪迹。在范晔的世界里，他和翻译是如此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就像《红楼梦》里宝玉与黛玉一般“无我原非你”的“过分”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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