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随笔《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中，格非曾耐人寻味地指出：“随着创作的持续，作家一旦找到了某种相应的形式，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这种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比如列夫·托尔斯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超越仅仅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重复’。”相对于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创作及其惯有的认知方式，“深刻的重复”显然是一种见解独到的说法。它至少揭示了许多作家写作的基本命题及故事核心，并形象而辩证地解读了困扰某些作家一生的“变”与“不变”，此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家的成长史与气质类型，“这个核心的存在，有时不仅仅涉及到作者的经历、学识和世界观，而且与作家的气质和感知方式关系密切。”[1]

    依据作家某种观念认同与其创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本文以格非的中篇《锦瑟》为个案，探究“深刻的重复”。在笔者看来，《锦瑟》所包含的“深刻的重复”不仅集中呈现了格非80至90年代小说的基本叙事内核，还蕴含着格非小说面向未来时的种种可能，与此同时，它对于全面认识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发展趋向及叙事策略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循环的结构：“重复”与“重合”

   《锦瑟》刊载于1993年《花城》1期，就创作履历而言，它属于格非在90年代初期搁笔一段时间后的作品。初读《锦瑟》，很容易为其叙述的“重复”所吸引：《锦瑟》包含的四个故事（具体包括五个片段：“蝴蝶”、“迷乱”、“茶商的故事”、“锦瑟无端五十弦”、“梦中之梦”，其中，“茶商的故事”和“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主人公都是茶商冯子存，可作为一个故事）每部分的主人公都是“冯子存”，“他”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均以死亡的命运告终，但在死亡之前却或是通过自述（包括关于梦境的自述），或是借别人之口（如“迷乱”篇是通过书生冯子存的姐姐）引出另一个关于冯子存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最后一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重合”……“重复”与“重合”使《锦瑟》在结构上呈现出循环的状态——尽管，由于叙述的客观限制，《锦瑟》的“循环结构”在每个故事前后衔接时，使用了“故事中的故事”与“梦境叙述”两种主要模式，且边界时有断裂。但熟悉先锋小说艺术运筹的读者似乎不难看出它依然重复了先锋作家某些惯用的手法：自由与循环的时间、迷宫结构等等。即使仅就格非本人的创作来看，《锦瑟》的“循环结构”也与发表于1988年、为其带来一定声誉的《褐色鸟群》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褐色鸟群》中，女主人公“棋”曾言：“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2]这样的“圆圈”当然也适用于《锦瑟》，只不过，《锦瑟》的“圆圈”更大，贯穿了小说的全部。

    《锦瑟》中的故事基本上按照逆时针的方向“向后”展开叙述。从第一个故事“蝴蝶”开始，格非就不断以时空顺序前后穿插、交错的方式讲述隐居者冯子存的故事：几年之前，冯子存从外地迁居这个荒僻的村庄、在河边筑庐而居；他沉默少言，和村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个经常到河边汲水的窈窕女子让他感到心头流荡失守、乱了方寸；但当他在河边等待时，教书先生告诉他，那个女子（即族长的女儿）昨夜突发重病，猝然长逝，葬礼将在三天后的黎明举行。暗夜中，冯子存听到有人隔着河道呼喊他的名字，循着声音的方向，他不知不觉地朝墓地走去；第二天一早，被棺材钉划破脚趾的冯子存被村民抓住，后在清明节那天处死。教书先生到他坟前烧纸祭奠，想起去年今天在冯子存的茅屋里聆听他阐释《锦瑟》；当他问及冯子存“先生如此博学，为何不西去长安，求取功名？”时，冯子存以惯有的寓言方式讲述了下一个故事即“迷乱”……让故事中的人讲述以前的故事，自然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从水边隐居的冯子存到书生冯子存，再到茶商冯子存和国王冯子存，以及国王冯子存在讲述梦境中那个在河畔隐居三年的冯子存，他因刚刚去世的汲水女子俗艳的身影而“内心流荡失守，方寸大乱”、“到了后半夜，他恍惚听到那个女人在窗外呼唤他的名字，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屋外，顺着旷野里那片幽蓝的麦地朝墓地走去……”，而让故事回到开始。《锦瑟》的时间跨度几乎贯通了整部中国古代史——其中，故事“蝴蝶”发生在“迷乱”之后；“迷乱”因提及“眼下时值万历十四年，首辅张居正权倾朝野、威逾人主”而发生于明代；“茶商的故事”和“锦瑟无端五十弦”因李商隐和《锦瑟》一诗的出现、京城长安以及地名“果洛”而发生于晚唐；“梦中之梦”中沧海国王冯子存的蓝田迁徙因获得儒家先哲和老聃、庄周的评价而应当发生于春秋时代。这样的时间跨度及最终的首尾“重合”显然对作家的叙事能力提出了考验。为此，我们有必要关注《锦瑟》中“故事中的故事”与“梦中之梦”两种主要叙事方式：其中，从“蝴蝶”到“迷乱”、“迷乱”到“茶商冯子存”属于第一种叙事方式；从“锦瑟无端五十弦”到“梦中之梦”、由“梦中之梦”重现“蝴蝶”的场景属于第二种叙事方式。两种叙事方式一方面使《锦瑟》中的故事持续“向后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其在从容穿越死亡的同时实现了结构上的“整体合围”。

    也许，“蝴蝶”篇中就已出现的《锦瑟》一诗特别是那句“西去长安，求取功名”，很容易使人猜想这同样是发生于晚唐的故事，从而使《锦瑟》内部故事与故事衔接间存在着“断裂的缝隙”（因为从唐朝人的角度讲述明朝的故事，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这种仅源自阅读过程中的自我理解甚或是写作上的无心错失，并不能影响格非对时间命题的形而上思考以及由此透射出来的哲学关怀。正如格非在《锦瑟》中借着冯子存之口不时表达那些关于“时间”的看法——

    错乱的时间常常搅乱了现实和梦境的界限。

    那些琐碎的往事仿佛突然藏到了时间的背后，他对过去时光的追索常常一无所获。

    时间遵循着一道鲜为人知的轨道悄然流转，它错杂，凌乱，周而复始。[3]

    对时间的关注以及由此展开的“循环的结构”，使《锦瑟》再次“重复”了先锋小说自登临文坛时就操持的对小说时间进行革新实验的叙事策略。通过“确定了叙述事件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4]，先锋作家成为了小说叙事结构的主宰者，而那种无变化、无发展、循环重复的手法，不仅引发了汉语小说的叙事革命，还使先锋小说在时间空间化以及空间拼合的状态中步入到后现代的写作阶段。

    二、历史的寓言：轮回与宿命

    由于让小说穿梭于广阔的历史之间，《锦瑟》自然可以作为历史小说来读。但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叙事，《锦瑟》是“新历史”的。“格非是以小说来表达他对现代历史乃至全部历史的认识，包括其认知历史的方式、其历史观，历史美学等等，而这些给予读者的启示，实在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历史学家、小说家……我确信还没有哪一个当代作家，在如此形而上的意义上，对历史叙事的哲学与诗学内涵作过如此丰富而敏感的探求。他由此成为了一个典范的‘新历史主义者’”[5]。如果说上述结论主要是从创作主体层面确证了格非的历史叙事观念，那么，80至90年代先锋文学的发展史也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格非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深刻的重复”：先锋作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在90年代普遍转向了“新历史小说”，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历史能够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显然，在形式实验之风盛行的年代，小说题材的拓展与进入历史是缓解先锋小说内外双重压力的必然结果。“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既可以使先锋小说的形式化实践隐藏于看似真实的历史故事之中，又可以在“叙事转向”的同时，保持了创作主体鲜明的个性意识以及纯文学立场。

    在经历80年代《迷舟》、《大年》、《风琴》等历史叙事的实践之后，《锦瑟》不过是格非在90年代对于“历史”进行的一次更为深刻的思考。“冯子存”不断在死亡之前的下一个故事中复活，很容易让人将《锦瑟》理解为关乎生死轮回的隐喻。但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阅读，便不难发现：四个故事中“冯子存”的身份其实并不一致，这样的安排至少可以让个体命运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披上了不同样式的“外衣”。如果说隐居者、赶考的书生、茶商和国王“冯子存”分别代表了人生在世可能存在的四种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即淡泊生活的渴求者、求取功名的人、求取利禄的人、至上权力的持有者，那么，在历史长河中反复穿行的“冯子存”就会在代表“一个人”的过程中也会代表“一类人”——“只是作为类的人的形象的符号。作者通过文本要叙述的也不真是冯子存的经历，而是叙述者对类的人的思考。”[6]每个故事中的冯子存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死亡且死法不尽相同，如“蝴蝶”篇中的“因掘墓而被处死”、“迷乱”篇中的自缢而死、“茶商的故事”与“锦瑟无端五十弦”中的因病而溘然长逝、“梦中之梦”中的冯子存因沧海国之耻而被太子所杀，其实反映了格非对于人生、人性都抱有了深深的怀疑与失望。他看到了人生的复杂多样，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生命面向未来时的不可知以及必然的结局。为此，他有意选取不一样的“重复”开启生命的轮回，并通过混淆现实和梦境的界限说明历史在某一刻有着惊人的相似，如“蝴蝶”篇中的冯子存“曾经一连几次梦见自己在一个马棚里醒来，脸上盖满了马粪”与“茶商的故事”中的冯子存曾在“果洛附近的一个马厩里过夜，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脸上盖满了马粪……”之间的情景相同；再者就是“蝴蝶”篇中冯子存夜读《锦瑟》与“茶商的故事”中的冯子存都会泪流满面的情景。轮回中，人类的生存状态可能有所不同、充满偶然，但这种不同仅存在于生命的过程，而不能超越命运早已预设的结局。生命尽头留下的只能是一场虚空，而这就是宿命的真谛！

    在重新搭建心目中之历史的同时，格非的《锦瑟》最终转化为关于历史的文化寓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格非进行历史叙事时，不断“重复”的一道重要的写作命题。事实上，在《锦瑟》中，格非也从未避讳这一创作意图的流露——

    冯子存再一次想起了庄周有关蝴蝶的那个著名的寓言。他似乎感觉到，此刻自己正处于这个寓言的核心。

早在几天之前，他独坐窗前，夜读《锦瑟》的时候，就好像预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首诗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可每次读来，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在他看来，李商隐的这首诗中包含了一个可怕的寓言，在它的深处，存在着一个令人无法进入的虚空……[7]

    何谓“庄生梦蝶”？何来“可怕的寓言”和“无法进入的虚空”？由于深陷时间的窠臼无法自拔，个体乃至类别意义上的“冯子存”必将会在生命特定的时刻，感受到李商隐的《锦瑟》是为自己而写的：相对于时间的悄然流逝，一切欲念都会变得无足重轻、成为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被卷进无可奈何的虚空境地，只有亲身经历后形成的回忆才最真实可信、栩栩如生；回忆在重温过去的过程中不断指向现在与未来，这显然是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文化寓言。

 

    三、资源的整合与“再重复”

    对于《锦瑟》，有的研究者曾在文章中指出其“封闭循环的叙述迷宫”，会“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通过《锦瑟》，格非“在当代小说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诗词典故的再叙事。”[8]上述分析与结论使《锦瑟》进入到另一种“深刻的重复”之中，此即为他不断实践、融合博尔赫斯小说的艺术经验，直至在转化的过程中走出真正的自我。

    尽管，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8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先锋作家、晚生代作家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一个堪称共识性的结论则是惟有格非才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国化实践最成功、理解最深刻的作家。“中国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中国弟子”等相关称谓，不仅说明博尔赫斯与格非之间的关联与影响，还表明格非对于博尔赫斯的理解程度之深。结合格非的随笔、散文和创作，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三个主要方面看到博尔赫斯对于格非的影响以及后者对于前辈作家的态度。首先，格非熟悉博尔赫斯的创作，深入了解博尔赫斯的创作观及人生观。结合《博尔赫斯的面孔》、《小说的十字路口》、《十年一日》、《1999：小说叙事掠影》等文章可知，格非既能深入解读博尔赫斯的《南方》、《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曲径分叉的花园》等小说、看出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影响（如马原），又能深度把握博尔赫斯的创作观以及人生的态度，其中——

    中国八十年后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作家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博尔赫斯的哲学思想。……

    尽管博尔赫斯否认时间的连续性，但他并不否认在时间的长河中（或者说在一个人漫长的医生）所发生事件的暗中联系。……博尔赫斯经常表述的一个内容是记忆或感觉上的似曾相识，他最喜爱的一次词语是“重复”。

除了时间的非连续性之外，博尔赫斯的另一个主题则是时间的非逻辑混乱，这种混乱与语言（表述）本身的逻辑性要求构成了矛盾，两者之间的缝隙正是博尔赫斯非凡的想象力得以驰骋的空间。[9]的论述尤为辩证与深刻。     其次，格非高度肯定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将其视为“二十世纪无可争议的大师”[10]。在《一些断想》、《1999：小说叙事掠影》中，格非多次不加保留地认可、赞誉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中世纪有了但丁就有了一切，同样，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存在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挽回了尊严”；“博尔赫斯相对于二十世纪的叙事文学，有些类似于爱因斯坦对于现代物理学所作出的贡献……”[11]第三，格非与博尔赫斯有着相似的叙事风格，他从博氏那里获益良多，对其保持着持续的热情。格非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短篇）都洋溢着古典主义的含蓄、优雅，自由、抒情、感伤、沉思与想象等特点使其气质相近；格非擅长的空缺、重复、迷宫等技法以及作品中的“镜子”、“棋”等物，可视为对博尔赫斯写作资源的继承；即使时过境迁，他仍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恋，这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救药。”[12]

    在通过大段引述证明博尔赫斯与格非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同时，我们已然看到“重复”的意义：就格非的创作史而言，从《迷舟》使用“空缺”、其结尾颇似博尔赫斯的《死亡与指南针》（又译《死亡与罗盘》）；到《褐色鸟群》玩弄“圆圈”证明“回忆就是力量”并在其中嵌入“棋”和“镜子”；再到《锦瑟》的梦境与循环的结构，格非一直重复着一种近似博尔赫斯的观念、一个基本的命题，这可以称为“资源的整合与‘再重复’”；就《锦瑟》的文本而言，格非也一再实践着“重复”：同名者冯子存的真假难辨；形象乃至幻象在重复时产生的互文效果；迷宫结构和叙事循环使故事呈现出同一性、循环性和无穷性的特征；“一个人”或“一个情景”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情景”的同一体；现在和过去可以并置、变历时性为共时性，历史可以循环、个人的命运可以重复；像《圆形废墟》（又译《环形废墟》）的主人公一样，在死亡中重生的冯子存不过“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产物”……这也同样可以称为“资源的整合与‘再重复’”。“重复”时，世界是虚幻的、是智慧意识中的一场梦，弱不禁风；个体及其独特性正被消除，差异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同一；线性时间观遭遇后现代的解构，“时间之所以连续不断是因为它离开了永恒而又想回转永恒。这就是说，未来的观念是与我们渴望返回起点相一致的”；“这是多种时间的观念。为什么要设想单一时间的观念，一种如牛顿所设想的绝对时间的观念呢？”[13]

 

    四、90年代之后：写作的拓展与转型

    历史地看，先锋作家在90年代普遍改弦易张，既与文化语境的改变有关，又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发展逻辑密不可分。格非曾于90年代初期停笔数年，思索“小说写法上的改变与调整”，“试着抛开”那些一度为自己“所迷恋的树石、镜子，以及一切镜中之物”。当他再度携带新作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一些朋友确也向他提及，“《傻瓜的诗篇》与《湮灭》倒是显示出了一些真正的变化，比如文化与存在的境遇。”但正如格非本人意识到的那样，“逃离，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奔向。正如放弃恰恰意味着一种恪守。”[14]“我写作，尝试解释个人的生命，感觉，记忆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也许，我们只不过是记忆的奴隶或影子罢了。”[15]依然是初衷不改，依然有几分博尔赫斯的味道，但以此就说格非的《锦瑟》只是重现了由博氏开创的“引用”、“注释”、“书评小说”[16]等叙事策略，则会显得机械、生硬，未能展开深入的辨析。在笔者看来，《锦瑟》以及具有相近写作倾向的短篇《凉州词》，都是格非渴望通过转向古典诗词、通过建立不同文体之间联系，进而在叙事上有所改变。然而，形式与题材的更新并未彻底改变隐藏于小说家心灵深处的观念内核。作为素来是诗家最难索解的名作，李商隐的《锦瑟》本就以“制谜”般的魅惑吸引着读者，“这首诗在千百年来的阅读中从未形成什么统一的阅读意见，至今猜意未休，众说纷纭。”[17]格非通过叙事解读《锦瑟》，只是对此增加了一种解释；他想通过叙事猜想历史的难题，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不想却在苦心解读的过程中，将已有的叙事经验推向极端。

    从诗词与叙事对应的角度看待《锦瑟》，“蝴蝶”大致可以作为“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复写；“迷乱”的内容因书生冯子存在乡试卷纸上写下“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而指向《锦瑟》的最末一联；“茶商的故事”和“锦瑟无端五十弦”注释了《锦瑟》的第一句；“梦中之梦”因国王冯子存写下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而暗合《锦瑟》的第三联。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梦中之梦”提及沧海国、迁徙蓝田，并煞有介事地将《锦瑟》中的诗句置于李商隐之前，所以，《锦瑟》一诗的作者也在格非的叙述中变得扑朔迷离。小说《锦瑟》是李商隐名诗《锦瑟》的注释，冯子存可以对李商隐加以注释，这其实反映了格非向历史寻求写作资源时，对历史进行了深层次的解构并由此呈现出历史虚无、叙事游戏的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格非本就不想探究《锦瑟》的本意，他只是试图证明，任何一种离开“当时”的阐释都不能还原“本事”的确切含义。秉持后现代的时间观和怀疑立场，格非的小说是关乎小说自身的，即他只想“通过语言激活我们记忆和想象的巨大力量。”[18]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格非的《锦瑟》以“深刻的重复”，建构并解读了时间与历史；他以不动声色的冥思，融合了中西方文化资源，又在极大限度发挥历史想象的同时，实现了主体的释放。他的“重复”既包括同一作品和其不同作品之间在主题、人物、事件、技法上的重复，又因此具有了文学史的广阔视野；他说“我们往往以为每一个作品都是对自己的超越，事实上，存在于故事中的某种内核却一直在作品中时隐时现。”[19]其实，已为我们考察格非小说的基本内核（主题、观念、精神世界等）以及外在的创作转型提供了依据，一种近乎于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在《小说与重复》中持有的分析理路[20]。当然，当“重复”抵达深刻的境地，“重复”也必将面对来自创作内外的主客观压力，从而在解构、稀释的过程中寻找下一次重逢的机会：《锦瑟》之后，格非小说创作最突出的变化就在于现实性的增强和转向长篇，《欲望的旗帜》的出版和“江南三部曲”的酝酿，都表明90年代格非在叙事上的“转型”。然而，对于熟悉格非写作的读者来说，历经近30年的时光流逝，格非的写作姿态及其故事的基本内核究竟有怎样的变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它属于过去式的，见证着对创作始终持以纯粹立场、抱有虔诚之心和按照自己内心冲动进行写作之格非及其写作之路。

 

    注释：

[1][19]格非：《故事的内核和走向》，《上海文学》，1994年3期。后收入格非散文集：《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33—34、34页。

[2]格非：《褐色鸟群》，《钟山》，1988年2期。本文依据《格非文集·树与石》，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248页。

[3]三句均出自格非的《锦瑟》，本文依据《格非文集·眺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59、160、165页。

[4]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49页。

[5]张清华：《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

[6]程文超：《放逐“谜底”之后——1993年度〈花城〉小说综述》，程文超：《寻找一种谈论方式——“文革”后文学思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00页。

[7]两段话分别见格非的《锦瑟》，收入《格非文集·眺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59、163—164页。

[8]蔡志诚：《超现实与梦的玄学——格非小说〈锦瑟〉的诗词再叙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

[9]引文分别见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86、195页。

[10]格非：《一些断想》，王景涛、林建法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227页。原文为：“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在一个原始部落里，有两个‘知识分子’在谈论数字的大小。高个子问：‘世界上什么数字最大’？矮个子想了很久终于回答道：‘三’。‘你说对了。’高个子说。我想，在文学这个原始部落里，博尔赫斯发现了‘四’，他是二十世纪无可争议的大师。”

[11]格非：《1999：小说叙事掠影》，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80、86页。

[12]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87页。

[13]博尔赫斯：《时间》，《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54、55页。

[14]以上引文均见格非文集之《眺望》“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2页。

[15][18]格非：《小说和记忆》，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6、13页。

[16]关于博尔赫斯的“引用”、“注释”、“书评小说”手法，可参见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17]关于《锦瑟》的“制谜”和千百年来不可解的引文，分别见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3、125页。

[20]具体可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之“前言”部分，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来源：张立群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e8d2f0102w2r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