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WCHINESE中文网发文称，按照胡润统计，中国坐拥千万资产富豪数目是96万人，这意味着，每14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但无论是陈光标慈善困局，还是郭美美满屋子的爱马仕，但与这一阶层庞大的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自处，而大多数中国人，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对待这一群体。

     笔者在研究中国富人与外国富人之间差距之时，惊奇的发现，中国富人将财产传给子女，而外国富人喜欢将大笔财富“裸捐”；中国富人想方设法偷逃税款，而外国富人主动上书政府，要求对其增税，他们这种誓与国家“共度时艰”的壮举让人为之动容；中国富人沉缅于奢侈生活，一掷千金，有的富豪开出苛刻条件面向全国征婚，而外国富人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为人极为低调。显然中国富人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富人之间完全不在同境界或档次之上。

     ★西方国家富人为何乐善好施？

     记得比尔盖茨曾多次表示，他因为拥有巨额的财富深怀“负疚之感”。在美国富豪中，慈善是一种传统。对于富豪们来说，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财富本身也就只剩下一个数字。与其守着这个数字，还不如让这个数字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富豪认同卡内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们都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于是摩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创了一个大规模的慈善活动时代——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拥有比美国财政部还要慷慨的预算。显然乐善好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美国历史富豪榜”把头把交椅颁给洛克菲勒时，《福布斯》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而直接确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何谓国家走向？就是洛克菲勒的奋斗发家史，告诉了穷人的后代，在赶超富人孩子的竞赛中，只要他们付出比前辈更多的努力，他们完全有机会拾阶而上，最终成为大富豪。在这样的氛围中，富人的奋斗史是穷人们学习的榜样。美国社会存在着顺畅的对流通道，虽然社会存在着一定的贫富差距，但这恰好是穷人奋起打拼的催化剂。

      当然，在欧美国家里，税收制度也起到了更好的“抽肥补瘦的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们衣食无忧，无需为养老积攒财富，巨额的遗产税又让“传子”的意念受到制约。与之相反，将资产用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却可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还可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富而行善不仅有“义”，而也有“利”。

     ★中国的富豪尚处初级阶段

     不可否认，欧美国家富人与中国相比，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早，社会发展程度高，教育和科学更为普及，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基本文明素质，都较饱受百年内忧外患屡经“折腾”的中国要强得多，其实不光是富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中外差距。但这种差距着实让人纠心，也感受到中国的富豪目前整体处于初级阶段。

     现在若要问世界上谁是最大手大脚花钱的人？这个问题若是在二三十年前可能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但现在，无论从巴黎到伦敦到柏林还是到拉斯韦加斯，中国消费者成了各地期盼的“财神爷”。小到化妆品、手袋、电子产品、当地特产，大到农庄、房地产豪宅都成了中国富人们出境的消费目标。难怪《国际信使杂志》无不以“当中国买下世界”的大标题，来惊叹“中国富人们的消费能力”。看来中国富豪们习惯将成功穿在身上，但却不习惯将自己的财富以数字形式写在富豪榜上，更不愿意为了慈善，而出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酒桌上。

      目前中国的富豪之所以相对于西方富人来说，在乐善好施方面有所欠缺，原因有三：一中国富豪大多存有原罪，他们的致富之路，多少都有官商勾结或寻租的之弊，所以中国富豪一般是闷声发财，不想因捐款弄出很大动静；二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不像西方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比如行善不仅可以减税，而且可以扬名）鼓励富豪行善。三、欧美国家，慈善捐款途径众多，管理规范，不论富人或普通人，捐款行善都比较放心，而中国行善渠道较为单一，近年又屡爆类拟郭美美事件，给慈善机构带来了信任危机，这也冷了不少富人的一颗向善之心。

      在现今的中国几万名亿万富豪中，能达到欧美国家富豪境界或层次的人少之又少。事实上，作为一个富豪如果只是用买豪宅、开名车、穿名牌，来炫耀自己的财富，那最多会被人称之为“暴发户”，是不会被人们所羡慕、崇拜。而唯有拥有高尚境界、乐善好施、成为年青人奋斗的标秆的人，他们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人。再回味一下，《福布斯》给洛克菲勒的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而直接确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因为洛克菲勒除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缴纳的税收之外，晚年他还极为乐善好施，最关键的是他的奋斗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穷人努力去改变自己命运。而唯有这样的人，才会直接确定国家的正确走向。这就是中美两国富豪之间的差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