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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宝马乡”，涉足民间拆借的主体已从中小企业之间扩散到整一座城的普通居民，风险也随之扩大。专家们惊呼，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民间拆借市场风险爆发、资金链条断裂是必然的。日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表示，约有三万亿元银行信贷资金流向了民间借贷市场。这些信贷资金来自于银行给大型银行的放款。随着银行业、民间的资金纷纷涌向高利贷市场，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把“中国”和“次贷”这两个词相提并论了。

     事实上，中国的高利贷问题正在慢慢发醇，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8月5日，福建建阳刘斌案爆发，担保公司损失就超过10亿元，十多家担保公司老板外逃。9月初，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突然“无故失踪”……。温州民间借贷链条断裂，闽北担保链链条崩溃，厄尔多斯拆借风险一触即发。“温州民间借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很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我觉得三大因素导致如今高利贷呈现泛滥之势，值得我们反思：

      一、小额贷款公司遭遇政策歧视    

     中国政府开放小贷行业的时间比亚非拉贫穷国家晚了整整数十年。2008年，政府开放小贷行业，此举可以大大挤压高利贷的生存空间，帮助大量社会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解决了许多个人和企业的资金急需。不过现在小贷公司不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受到歧视，也在业务上受到不公待遇。根据银监会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到10%，也就是说，银行的杠杆率起码是十几倍以上。而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只有0.5倍,中国的小贷公司主要依靠股本金在放贷。所以，现在全国小贷行业的净资产回报率不足10%，远不如国有银行甚至连普通的工商企业还不如。

      普通的工商企业没有负责率的上限，只要有人愿意贷款给他们就可以。小贷公司既不允许人银行获得相当于其注册资本0.5倍以上的贷款，也不允许从股东或其他来源获得贷款，当然更不允许接受委托贷款。有些官员认为，银行贷款给小贷公司风险很大，但这些年来，银行发放数万亿贷款给融资平台，给低效率，少回报的基础设施难道就没风险？

     不仅如此，银监会还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区经营并整合，这其实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全国三千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在一个个小范围内开展业务，施展不开拳脚，这就阻碍了小贷行业的发展。所以本轮高利贷泛滥主要原因是小贷公司的缺位，如今让合法注册的小贷公司抢占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地盘，必须在有效的监管范围内，给小贷行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对其进行松绑。

      二、银行信贷垄断和信贷结构畸型

     现在的高利贷泛滥成灾，表面上看是贷币紧缩使中小企业融资发生了困难，从而不得不通过借民间高利贷来度过危机。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不是放松了货币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即使在破天荒的2009年至2010年，中小企业依旧融资困难，只有10%的信贷流向中小企业，只不过当时的经济环境没有像现在那么严峻。

     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问题，是我国信贷结构和信贷政策出了问题。中国银行在放贷的过程中行政色彩太浓，银行成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提款机。于是乎，一方面政策从紧，银行运营出现困难，另一方面银行肆无忌惮的放贷给地方政府和国企，而不把市场效率和广大中小企业融资放在首位。所以要根除民间高利贷问题，必须在控制新增信贷规模外，还要优化信贷结构，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更多的中小企业、优质创新企业。只有信贷环境趋于合理了，同时压缩货币供应量，才能保证经济健康增长，最后才能使高利贷不至进一步蔓延，更大的危害经济。

      三、负利率环境下不利于控制高利贷

      且不要说民间高利贷，即便是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比银行基准利率高出7-8倍。全民进入放贷市场，这本身就说明了我国银行的基准利率太偏离了市场供求关系，偏离了实际的通胀率。我们的一年期基准利率只有3.5%，而8月份的通胀官方数据就是6.2%,整整相差了3%，其实我国实际的通胀率早已在二位数以上。这就意味着老百姓把一万元钱存在银行一年起码亏损300多元，如此负利率谁还想把钱放在银行里？利率的过度扭曲是高利贷和其他投机炒作的温床。所以央行应该及时扭转负利率外，还应该给储户在通胀时期内以保值补贴。

     高利贷是社会的毒瘤，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极易引发社会问题，所以必须加以遏制，但要控制高利贷，必须研究其形成原因，说到底本轮高利贷之所以泛滥成灾，皆是因我国货币紧缩的环境下，信贷政策配置不合理、负利率拉得过大、小贷公司屡遭政策歧视下产生的。所以我们必须以此入手，才能斩断根治高利贷之风，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