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丫山（成都）
 
“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被表彰+20分，恶意欠缴电话费-20分……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将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并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睢宁县委书记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3月27日《青年时报》、《城市晚报》等）
 
乍一看，睢宁县制定了一种约束民众讲诚信守信用的精妙制度。可结合《睢宁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睢宁试行办法》）一琢磨，却发现这种“信用等级公民”制度有着致命性弊端，非但不能给最广大的民众带来益处，反而可能因为这种制度的不合理设计和存在，导致许多无辜民众利益受损，引发社会不公。而这种制度的设定和出台，透射出一种非常天真的权力幻想。当这种制度运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制造许多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可以说，这种制度设计毫无可取之处。
 
显然，睢宁设计的这个“信用等级公民”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试图囊括公民的全部社会行为。这在实际中毫无操作性。这跟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囊括的内容主要是一个人的贷款信息和信用卡信息等。它是根据消费者和银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双方的具体行为做客观记录，其概念很清晰，目标很明确，比如，一个客户某年某月拖欠银行贷款了或者像山西青年许霆一样在银行ATM机上恶意取款了，能通过银行交易系统一下就查询出来。
 
对比之下，睢宁这个“信用等级公民”制度，表面上看对民众可能产生的行为进行了精确界定，甚至像“家庭暴力、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记录”、“围堵党政机关、企业、工地、无理闹访、缠访等记录”、“个人超计划生育记录”、“交通违法记录”等在普通人印象里与诚信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都纳入了。这种界定看似精确，却让人难以服从。道理很简单，清官尚且难断家务事，一个简单的《睢宁试行办法》就能通过民众的家务事判断出民众的信用等级？莫非吵架、打架少的家庭信用度就高，而吵架、打架多的家庭信用度就低？再比如，低保是以公民家庭收入状况为评估依据的，没有信用不信用之区分。若按睢宁做法，D等公民是不是连低保也吃不上了。这岂不是在公然违法，在给民众和社会添乱？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信用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以根据某一件事或某几件事去判断一个人在处理这件事或这几件事时的信用度，却不能据此判断这个人在处理生活中所有事情的信用度。一个“房奴”，他对身边所有人都讲诚信，但他就是拖起银行的房贷不还。此时，在银行眼里他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而在周围人眼里，他却可能是个非常可靠的人。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的信用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这本就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范围宽泛的东西，并会因时因人因地因事而改变。在此前提下，睢宁县却要据此“眉毛胡子一把抓”，来划分民众等级，不是很不切实际吗？
 
睢宁县某些官员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推出“信用等级公民”制度，其实是权力幻想症在作祟。按睢宁县委书记的说法，他要“严管民风”。这话其实经不起推敲，决定民风的因素非常之多，而不是权力就能“管”出来的。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说为官者的德行就像风，老百姓的德行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跟着向哪边倒。试想，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不带领当地群众好好发展经济，搞建设，不能解除老百姓的各种疾苦和后顾之后，老百姓又如何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仅靠权力就想让老百姓心服口服，来管好老百姓，这是封建帝王的权力幻想。在民智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以权治民的思想早已是明日黄花。
 
事实上，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权利社会”而不是“权力社会”，现代法治遵循的是“权力法定”原则和“权利天赋”原则。这就要求，对于公权力以及那些可能操控权力的人，应当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凡是未经法律授予的权力都不是合法权力；而对于私权利，应当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公民的受教育权、享受社会救助权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那么，睢宁县给辖区内的老百姓评定信用等级，并把老百姓分为ABCD四个等级。睢宁县有这个权力吗？国家哪条法律赋予了睢宁这项权力？翻遍法条，都无此项规定。同理，公民享受“权利天赋”原则，睢宁凭什么设置个“信用等级公民”就想剥夺部分公民的某些合法权利。从这个角度说，睢宁的做法还涉嫌违法，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