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都商报记者曹晓乐

想写这个内容时很犹豫，因为我是记者，是当时在场的记者。这两天下来，我反复在想，是我破坏了这场本来可以形成的父女会面吗？是我把那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吓得号啕大哭吗？是我吗？

第二天，所有媒体都报道：小女孩很可怜，孩子没能见到父亲很可惜，但这只是当天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还有一部份不可能见报，也许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小小地展现一下。

当天晚上，已经交了稿，正要下班去吃饭的时候，编辑老师（我都不知道是谁，不好意思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希望再补充一下小女孩在当天的情况，这个，我很为难。因为当天小女孩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躲避记者时的表情，这个能见报吗？编辑老师说，你先写上来再说。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下面的文字交差，没办法，饿啊。

  　　当记者赶到法院时，胡滨军的家人早已在大厅等候开庭，一名长发女子抱着一个穿着红白色衣服小女孩，在大厅里非常显眼。这名小女孩正是三个多月前被父亲倒挂在8楼窗外的婷婷，当时全身几乎赤裸，倒挂窗外一言不发的小女孩牵动了众多市民的心。现在的婷婷已经看不出明显的后遗症，不到3岁的孩子很快就从那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婷婷的奶奶说孩子的身体很健康，除了很想念父母，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名抱着婷婷的女子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姑姑，也就是胡滨军的姐姐，她说婷婷的妈妈已经不知去向。在姑姑的怀里，婷婷应该感到很安全，丝毫不回避陌生人的眼光，看着与姑姑交谈的记者，不时抿嘴微笑。为了证明婷婷真的很想念父亲，姑姑问怀里的婷婷，“想不想爹爹爸爸？”“想”婷婷小声地说了句，然后不好意思又抿嘴笑。她的姑姑说，小女孩今天情绪很好，因为听奶奶说是要与爸爸见面后，就一直都很高兴，也许她以为从今天起就可以和爸爸在一起了。

  　　但婷婷和家里人的好情绪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采访的记者越来越多，特别是长枪短炮的摄像器材登场后，婷婷吓得半张着嘴，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但记者注意到，就在姑姑和奶奶抱着婷婷面对摄像左躲右闪时，婷婷只是紧紧地抓着姑姑，仍然没有哭出声来，就像3个月前被父亲吊在窗外一样的安静。

  　　姑姑最后抱着婷婷躲到了休息室里，此时庭审开始，记者们没有再纠缠这个小女孩。两个小时后，庭审结束，胡滨军沉默地被法警押出法庭，胡的家人再次成为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仍然是姑姑抱着婷婷走出了休息室，奶奶和其他家人围在周围试图让婷婷不被拍到，场面一度混乱，甚至姑姑抱着婷婷一下撞到了大厅的玻璃门上，这时涨红脸的婷婷才哭出了声。

  　　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婷婷和家人走出了法院，这时有人提醒胡的母亲，带孩子是来看父亲的，现在还没看到。于是，一家人又折回法院，婷婷的奶奶几次试图用头巾盖住孩子的脸，而婷婷含着泪水的眼也开始惊慌，她其实只是想见她的父亲而已。

  　　婷婷的家人在法院的院子里和工作人员交涉着，希望能让父女相见一面，而其他人则在大门外望着，也希望能看到父女相见的感人场面，很多人也许已经忘记3个多月前，这个小女孩正是在父亲的手中经历了那场悲剧。

  　　根据相关的规定，法院没有安排胡滨军与家人的会面。当一辆囚车驶出法院时，姑姑抱着婷婷追了几步，有人说当时听到婷婷喊了声“爸爸”，而记者看到的只是婷婷茫然的眼神。全黑的车窗下，没有人能看到胡滨军，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车外的女儿。3个多月前那场悲剧到底在婷婷心中有没有留下伤痕，胡的家人很坚定地说没有，也许，他们没考虑到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

第二天，见报的当然是洁版（我向胡主席保证，我没有半点抱怨编辑老师改稿的意思），其实我写的时候已经小小地自洁过一次了。当天发生的情况实际是这样的：

小女孩的奶奶一开始很警觉，站在法院大厅的角落目光非常不和谐，有记者试着去问是不是胡的家人，老人家和抱着孩子的姑姑就赶紧躲开，根本不甩记者。我没有上去暴露身份，在边上装起样子看其他东西，其实在慢慢靠近。后来大帮的记者，特别是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机器都到法庭里去了（我觉得电视台的每次出现都很有气势，褒意哈），这个时候就只有两三个记者像我这样游荡在孩子周围，有话没话地说一两句。

有效果了，孩子的奶奶和姑姑开始和记者说话，这个过程都在稿子里，拿到我要的内容后，我就犯了个错误。

我给三三频道的同事打了电话，说孩子的奶奶在大厅里，愿意接受采访。接着，一帮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的记者就冲到了大厅，那个架势，说他们是在战斗一点也不夸张。我忘记了，电视记者的动静大，一个跑了，其他的也会跟着来，不像我们文字记者可以潜伏。

然后就是一片混乱，你可以想象，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怎么能够应付这样的场面。还好，庭审开始了，记者们（我也在其中）回到了法庭，整个庭审按部就班，没有亮点、没有意外，记者们（我也在其中）只能到庭外去找新闻。（这个案子的法律问题，我以后再专门写一篇，我觉得如果胡滨军是犯罪，很多家长也在犯罪，卖个关子，别扔砖。）

很不幸，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又被摄像机、照相机、话筒包围在中间，从法院大厅到街道上，差不多两百多米，都是那种零距离待遇。我不想再描述小女孩的遭遇，我只引用一下早报那个女记者的话，她说她看的都要哭了。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小女孩没能见到父亲。再八卦一下，当天有家好运的电视台，让小女孩的家人上了他们的车（专访是跑不掉了），其他台的就很气了，围着车吵了半天，大有要全部挤上车的意思，还好我在开庭前已经采访到了一部分，否则我也可能去拦车的。（突然想起哪天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笑话，说一个大龄女青年躺到宝马车的轮下，对车主说，你要么从我身上过去，要么把我上了。该笑话与本文无关，如有编辑，请随便删。）

第二天，我知道了，其实法院原本会安排父女在庭后见面的，但是当天的情况太混乱，记者们不仅吓到了小女孩，也吓到了法院。带着编辑老师的安排，我也希望再追一追，看能否促成父女见一面。我去找了检察院，法院和胡滨军的律师。

结果是，三方都说不好办。他们说，这超出了他们的工作范围，不符合规矩，哪怕是冒一点点的职业风险，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也没有人想表现一下。

在各自的职业范围里，大家都遵守着自己的规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犯职业错误，包括围访小女孩的记者。

我们看到了小女孩的泪水，被她的悲伤所打动，但轮到自己出现在事件中时，又有几个人真正去帮助和保护她，在遵守职业规则的名义下，这竟是一个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