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今天去书店里买来了日本杉本勋编撰的《日本科学史》（郑彭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1版，原版为日本山川出版社1978年第1版。）想从日本科学发展的过程看日本改革的一些举措。我读此书，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日本的历史上，在中国已经有非常丰富文化节记载时，日本仍然在科学文化上是一片空白，直到公元263年，也就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中国的儒学、刘徽的《九章算术》，才传入日本，这也是日本存有的最古的文化及数学。那时的日本时代年号称“应神朝”。在以后近150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科技发展完全借鉴中国的，甚至照搬中国的，从造船术、指南针、纺织技术、医学、天文历法，甚至文字、诗词歌赋等等，涉及面几乎无处不触及。直到中国在1840年遭受鸦片战争失败，日本因此也开始被打破平静。陆续受到西方列强的骚扰与入侵。但是，此时的日本幕府保守僵化，采用完全封闭与排斥对抗的方法对待一切西洋文化与船队。在美国的佩里将军带领新式的用蒸气作动力的海军舰队侵入日本，打开国门之前，其实西欧的荷兰对日本已经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荷兰企图抢先于美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但是被当时保守顽固的幕府拒绝。不仅如此，日本当时还由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建造大船令》，与当时的中国一样，视西洋文化为一种蛮夷文化，不值得重视。幕府拒绝一切欧洲文明的进入，其理由居然是：“反正上托威福，区区夷人届时将会怎样？”（见上书，第299页，《开国》）等到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的舰队大炮一响，整个日本政府都惊呆了，因此日本幕府不战而屈服了。

二、正是因为这次屈服，日本因外力的压迫，不得不寻求解救的办法。此时由过去的排斥、打击的兰学，视兰学为奇技淫巧的日本，开始解禁并大力扩大规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被迫开国以后，备感翻译人才奇缺，因此开设翻译局，开始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然后开办各类学校，研究天文、地理、军事、枪炮、长城学与机械学，学校向整个日本各个阶层开放，然后大力翻译天下，特别是西方有益的书籍，用官费出版发行向全日本公布。加强与荷兰政府的密切合作，开办荷兰语学校，派出大量留学生去荷兰学习，日本人学习外语的能力差，因此集中全国极少数外语、专业的优异分子，做大量专门翻译的工作。也就是说，日本在受到美国船队的入侵以后，其行为是非常积极主动的。日本教授杉本勋先生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精神比中国的农耕士代夫，更能够敏锐地感到威胁与力量的对比的差异。其实，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前的十来年，就开始改革了，只是这个时候的改革力度还不够大，存在的问题还非常多，与日本武士感觉到的力量的需要相距还相差甚远，于是一个以“尊王攘夷”为借口的政变开始了，而且进展非常顺利。

  三、日本还在幕府时期的1853年因受到美国舰队的刺激，因此决定建设海军，他们第一个学习对象是荷兰，向荷兰购买军舰，并请求荷兰派遣海军教师，当时荷兰国王赠送给日本的“辛宾号（SOENBING），并派了二十二名海军教官到达长崎。这是日本第一艘以蒸气为动力的近代科学舰只。有150马力，载重量是720吨，装备火炮6门。日本开始正式介入西洋科学技术。先是学习驾驶蒸气动力船，后是学习修理并且制造技术。然后兴建造船所需要的铁厂。最早招聘了荷兰14名造船技术人员，目的在建70马力的船只。但是由于当时建筑工程设备与技术上的限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的日本“不用说西方建筑和土木工程技术，就连水泥、砖、玻璃等材料都没有。”（第307页）日本当时学习西洋的热情首先是从各藩属地，特别是长州、长崎、广岛等地的藩地开始，当时这些藩地分别称佐贺藩、萨摩藩和长州藩。他们学习西洋技术远远走在幕府将军的前面，为后来他们合力推翻幕府统治提供了科学技术上的保障。但是由于受到幕府的保守势力的限制，他们合力推翻幕府政府后，也就随着保守落后的幕府政治的崩溃，为明治的大力发展扫清了政治制度上的障碍。

 四、即使是日本幕府未期学习的西洋文化，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大不相同。杉本勋先生说：“幕府末期洋学并不像军事科学和殖产兴业技术那样只限于科学技术，其范围从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那样的人文科学到哲学。”（第313页）但是，为了应对当时顽固的保守派，日本洋务改革派也曾提出过类似于中国的洋务领袖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他们是由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因为幕府当时严禁西洋学说与技术，即使局部地让西洋学术进入，也必须严格审定，凡所有的翻译出来的书籍，在出版之前都要交给幕府检查审定，才可以出版。所以，当时的日本的洋务改革派，只有采用这个折衷的办法。但是目的仍然是为全盘接受西洋的一切思想文化技术。日本当时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是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洋务运动的指南，是终极的要求。或者说是高压线。

五、日本越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界线的办法是在学习西方道德思想时，首先强调指出西洋与日本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所谓的“东洋道德”其实在西方也一样存在。因此不必太介意这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因此趁机把西洋思想道德包装成日本古已有之的东西全面深入地学习。其次，随着学习与体制上要求，特别是在开放日本以后，必须要学会与西洋各国打交道。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国际法知识，精通国际惯例，需要学会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知识。随着实用的知识技术的深入与广泛的学习，“随着对洋学的理解之加深，懂得洋学和儒学思考方式不同，不能满足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学术观。”（第314页）而是开始全盘而整体地接受一种文化，因为他们深知，一种文化如果不是像大树一样连根拔起移植，那么是无法存活的。当时日本人是怎样对待西洋文化呢？杉本勋先生找到当时当事人的回忆记录说：“亲切地接受外国人的教诲，输入关于地理、制度、历史及其他事物的各种书籍，及至一读，始知彼国亦有君臣、政府其制度法律井然齐备。至于其他宗教文物，亦觉有足取之处。于是旧来想像全破，懂得外国人这长处不只在于器械、军制。”（同上书，第315页）（原作者选自《大隈伯昔日谭》）如此想来，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失败与屈辱，完全在学习西洋时失败的结局。而日本的发展，与富国强民却完全得益于全面深刻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而不单单是学一点技术。这是中日最大的差别。

200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