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追根问底求史实

  许浑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生卒年月不详，大约在公元791年至858年之间。字用晦，一作仲晦，祖籍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寓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一说丹阳）。武后朝宰相许圉师六世孙。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先后任当涂、太平令，因病免。大中年间入朝为监察御史，因病乞归，后复出仕，任润州司马。历虞部员外郎，转睦、郢二州刺史。晚年归润州丁卯桥村舍闲居，自编《丁卯集》。其诗皆近体，五七律尤多，句法圆熟工稳，声调平仄自成一格，即所谓“丁卯体”。诗多写“水”，故有“许浑千首湿”之说。

  许浑的诗深为后人所爱，他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就备受毛泽东主席的赞赏，曾挥毫手书反复玩味。他的《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句子已经成为经典名句而被人们广泛引用。特别是他有一首《下第归蒲城墅居》：“失意归三径，伤春别九门。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牧竖还呼犊，邻翁亦抱孙。不知余正苦，迎马问寒温。”竟至写出了蒲城的风土人情，这一下使我这个蒲城人感到格外亲切，心中颇为自豪。2014年出版的《渭南诗词大全》第597页即收录了这首诗。

  人们的恋乡情结，总希望有人赞美自己的故乡，对于我也不例外，我确实兴奋过一阵子。但是转念一想，却又冒出一个疑问来：许浑所写的蒲城，真正是指我的故乡吗？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弯子就是转不过来。许浑所处的时代是晚唐啊！当时蒲城已于公元716年改为奉先，是在许浑出生前的75年前就改名了，这个县名可不一般啊！它体现了皇帝敬奉先祖的深意，非等闲可比，在当时使用蒲城旧名能不犯忌吗？我们在唐诗中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奉先的称谓，如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罗衮的《清明登奉先城楼》等，未见有用“蒲城”代替“奉先”的先例。奉先县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许浑却在这里还称其为蒲城，岂不有藐视改名之嫌，能为官方所允许吗？！他为什么不写“墅居奉先”呢？莫非他具有反潮流精神，为此而甘冒风险！按常理分析，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许浑是故意冒犯。因此结论只能是许浑所墅居的蒲城，是另有其地，而非今之蒲城也！蒲城过去的史志资料只字未提许浑曾在蒲城墅居这件事，就足以说明前人对此是存疑的，因为以许浑这首诗作的知名度，如果真在今之蒲城墅居，那么蒲城过去的史志资料是一定不会忽略的。我们应当相信前人的思考能力。

  至于这个蒲城到底是在哪里?由于史料的缺乏，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由此我还联想到晚唐诗人所说的“蒲城桑落酒”,其产地也不可能在今之蒲城，否则，那是应称“奉先桑落酒”的。其实“蒲城桑落酒”本产于山西永济，早在南北朝时期，庾信就写有一首《就蒲州使君乞酒》诗：“萧瑟风声惨，苍茫雪貌愁。 鸟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 蒲城桑叶落，灞岸菊花秋。愿持河朔饮，分劝东陵侯。”（其中“叶落”二字，有的版本作“落酒”）永济古称蒲坂，新莽时曾改称蒲城，后又复原名并属蒲州。将永济指为蒲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许浑会不会就墅居在永济？另外全国其它地方还有没有重复的“蒲城”地名？现在网上有搜索，查一下很方便。经在百度搜索，除了永济，我还真查出七、八个“蒲城”来，一是蒲城县也是湖北省应城县的别名，古为蒲骚之地，又名蒲阳。二是蒲城属山西省隰县，晋重耳居蒲城即此。三是蒲城属河南省长垣县，载于《续汉书·郡国志》。《明史·地理志》长垣县：“旧治在县东北，洪武二年以河患迁于古蒲城。”即此。四是蒲城在今河南叶县北20里，《魏书·地形志》汉广郡高阳县：“有东、西二蒲城，”五是蒲城镇属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六是蒲城乡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辖乡，昔为戍守要地，名蒲门所城，简称蒲城。七是浦城县属福建南平市，也常被人误为蒲城。这样算下来，全国的蒲城即达十个之多。这么多的蒲城，究竟哪个是许浑墅居的地方呢？按照许浑的祖籍是湖北安陆，古称安州，隶淮南道，应城县正好在其辖区。宋代欧阳修葬叔于应城时，曾游蒲骚地，其《楼头》诗曰：“百尺楼头万叠山，楚江南望隔睛烟。云藏白道天垂幕，帘卷黄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草陌感凋年。发光如葆宁禁恨，不待为郎已飒然。”看来许浑下第所归的蒲城应该是他的祖居之地湖北安州应城无疑了。这个由重复地名误导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错谬，总算有了明确的答案。

  与此类似的情况在我参与编纂《中华诗词文庫·陕西卷·蒲城分卷》时又有发生。此书在进入编审程序时我发现所收录的元人刘因《过奉先》五律一首:“闰辽承宋统，此志亦雄哉。置县名犹在，因山势已摧。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华表鹤应有，悲风海上来。”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是元代儒学代表人物，理学家、诗人。此诗过去曾被蒲城县的旧志收录，载于康熙、民国等多部县志，以为是其路过蒲城的作品。但细读其内容却让我生出疑窦来。其第一句和第五句“闰辽承宋统”“百年元魏史”似与蒲城唐陵的历史无涉。尤其是第七句“华表鹤应有”，本指归乡之人，对县名置废改变之叹喟。而刘因是河北容城人，到此怎会生归乡之感？特别是当时蒲城已于宋初恢复原名，虽仍可称奉先，但是否另有所指，值得考究。于是我再度运用百度搜索“奉先”，结果为：“古县名。(1)唐开元四年(716年)改蒲城县置，治今陕西省蒲城县。以奉祀睿宗陵墓，故名。属京兆府。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复名蒲城县。(2)辽置，治今辽宁省北宁市西南北镇庙。为显州治。金天会八年(1130年)改钟秀县。(3)金明昌二年(1191年)改万宁县置，治今北京市房山区。因奉大房山祖宗陵寝，故名。属涿州。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改房山县。”这说明历史上共有三个奉先县，一在陕西，二在辽宁，三在北京。这第三个奉先，先前为万宁县，后又改称房山县，与刘因的家乡容城距离不远，作为久别归乡之人是符合条件的，且县名又有几次改动，作者产生置废改变之叹喟也就很正常了。因此笔者认为刘因《过奉先》一诗的写作地点应该是今北京市房山区，而非陕西的蒲城县。这件事的提出在渭南和蒲城的历史爱好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还提出了刘因在写《过奉先》之前紧连着写有一首《过唐水望尧山》是否可证明刘因来过蒲城？经在百度搜索“尧山”，发现全国除蒲城外还有四处，一为河南省鲁山县西部伏牛山东段因尧孙刘累为祭祖立尧祠而得名。二为河北省隆尧县西北之唐宣务山又称尧山，尧帝之封地，上有尧祠。三为河北唐县城东约10公里处有尧山，亦称都香山。为尧帝故里。四为广东省英德市西北部的尧山，因尧帝南巡狩猎于此并植仙茶百棵而得名。其中河北唐县有唐水即滹沱河，也可以说明该诗写于河北，而与蒲城无关。进一步再查蒲城的《康熙志》和《民国志》，发现其校注中即注明：“蒲城部分学者提出《过奉先》诗应是过房山县时作，似有道理。”此注是原蒲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赵可老先生所作，可见他对这个张冠李戴的事，早已有了结论，我深深佩服赵老兄对待史志资料严谨慎密孜孜以求的认真态度和负责精神。这样看来把刘因《过奉先》诗由河北房山误录为陕西蒲城是由于旧志编纂者的一时疏忽所造成的，现在应当纠正过来。

  有些热衷于宣扬故乡文化的人，对于我这种分辨真伪的做法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多年，各地都在大力弘扬地方历史文化，一些地方把本来没影的事都要强拉成历史轶闻，这种已形成白纸黑字留有痕迹的事，有必要过份较真吗？我的答复是：我的性格就是认真。我爱我的蒲城家乡，我也希望许浑与刘因的诗能为故乡增光添彩，但是无情的事实却证明了他们的诗另有所属，心理上未免有些失望之感。我只能归咎于自己的知识贫乏；对误读误解原诗感到惭愧。家乡需要赞美，但赞美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指鹿为马，把哪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拿来炫耀！对待史实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使我想起了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故事来。这两件事情大抵是这样的：齐国权臣崔杼弑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太史为此事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怒而杀太史；太史的弟弟依然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之，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依然秉笔直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崔杼无可奈何，南史氏以为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准备前仆后继，闻听已允记载，方才罢休，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赵盾，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提出异议说：“我并未弑君。”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你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听后只好叹口气，再也无话可说了。齐太史与晋董狐视死如归、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是史家追求史实的先范，直至今天都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归根结蒂，笔者认为，考证历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对历史负责，每件史实都必须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热爱故乡的情结是纯真的，绝对不可妄顾历史事实，把一些明显存在疑义的结论硬和本地联系起来，以“拉郎配”的方式装饰门面，搞自我吹嘘、自我陶醉，这是会让人贻笑的，万万不可为之，不知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