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书法极品  临摹范本——驰名全国的蒲城四大碑石

  陕西省蒲城县自古至今金石荟萃，不仅有国家一级文物“商鞅方升”和“商鞅铜戟”分别被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历史博物馆，其珍贵碑石，更是林林总总，难以计数。既有被列为全国第一批艺术名碑，由郑万钧撰文、郑聪书、额由李隆基隶书的《大唐代国长公主碑》，又有唐玄宗亲书的《大唐凉国长公主碑》和《大唐故鄎国长公主神道之碑》及《大唐金仙长公主神道碑》，还有欧阳修撰文、米芾行书的《昼锦堂记》四屏和朱熹所书的《易·系辞》两通以及王鼎临摹的《兰亭序》刻石等，更有新发现的全国最小的碑石《敕牒碑》。其它从南北朝开始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以至民国的史存碑石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蒲城博物馆所建的蒲城碑林，现收藏历代各类碑石200余通，其藏品的多姿多彩，笔者限于篇幅，确实无法详述。今天着重给大家介绍被视为书法极品，临摹范本的驰名全国的蒲城四大碑石：《邓太尉祠碑》、《苏孝慈墓志》、《云麾将军碑》和《高力士墓碑》。

  一、《邓太尉祠碑》

  全称《冯翊护军郑能进修邓太尉祠铭》，系全国名碑。也称《郑宏道修邓太尉祠记》，俗称《邓艾祠碑》。

  《邓太尉祠碑》是刊刻于前秦苻坚建元三年（367年）的一方碑刻，无撰书者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邓太尉祠碑》为尖首碑，高133厘米、宽75厘米、厚20厘米，碑额有穿。正面文字剥落。碑阴有文字9行，每行29字，后有题名10行。碑文记述了冯翊护军管辖的五部城堡和部族名类，并有军府将士26人题名。书法上以隶书为主体而杂楷法，属于由隶变楷的过渡期作品，笔法古淡，似不经意，妙趣天然，但不乖离隶法。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邓艾率军灭蜀汉，次年（264年）因功拜太尉，钟会忌其威名，诬其谋反，邓艾被杀。西晋泰始三年（267年），议郎段灼上疏为邓艾鸣冤，并建议为其立祠。冯翊邓太尉祠可能即此时所立。至前秦建元三年（367年），其祠“岁久颓朽”。《邓太尉祠碑》即前秦冯翊护军郑能进整修邓太尉祠的竣工纪念碑，为纪念邓艾而立。  

  保存至今的前秦石刻甚少，目前仅知此碑与《广武将军碑》两通，因而它们又是十六国时期珍贵的书法资料。因此碑于清代才被发现，故在清代以后才见于金石著录。旧拓邓太尉祠碑(13张)。其笔头锐如折刀、翻挑明确、结体平整，可视为十六国时期正体隶书的典型代表。

  《邓太尉祠碑》字形方正，入笔出笔方起方收，行笔中锋，笔力遒劲，横画“蚕头雁尾”十分夸张，但总体协调，拙巧并宜，疏密有度，转折方正，古淡萧澹，逸宕有致。似不经意而风神俱存，隶书特征明显。同时有楷书的痕迹。纵观全碑主体隶书，古意盎然，厚重大气，朴茂俏丽，可与《广武将军碑》媲美。于右任先生曾作诗《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云：“宇内苻秦碑，邓艾与广武。”  

  《邓太尉祠碑》的横波磔较为特殊，起笔较重或下沉，雁尾高翘且厚，如“军”字、“三”字、“百”字、“十”字等。笔画粗细较均匀，横画较平。其结体较灵活。有些字形近汉隶，如“御”字、“督”字、“都”字、“朔”字、“兵”字、“郡”字等力求方正。有些字形有楷化变异，如“侍”字、“史”字、“接”字、“屠”字、“夫”字等，隶楷结合尚欠成熟。其章法布局宽疏，排列整齐，字形大小与轻重变化适度，节奏平和。大抵这个时期碑刻皆属由隶向楷的过渡书体。有人评此碑说：“隶法略涉放纵，仍不失汉人矩矱。”其实，说它接近汉隶，还不如说它更多魏隶气息。如“夫”字的第三笔，下端呈双燕尾形，同《王基碑》等比较接近。“十”字、“三”字之主要横笔，起笔向下呈三角形，收笔上挑成“燕尾”，动势大，带来活泼气氛。有些字的结体同《爨宝子》有相近处。基本上保持着魏晋隶书“折刀头”形态，波挑处甚为虚张。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特点，被称为书法艺术的珍品。

  邓艾墓在陕西省蒲城县洛滨镇后阿村附近，墓冢封土呈覆斗型，坐北朝南，原墓基封土高6米，底边长15米，宽13米，墓前曾有祠堂一座（现无），墓冢上留有碑石两通：一为前秦苻坚建元三年（公元367年）三月所建，距今已1600余年，碑文魏书，有较高艺术价值，于1970年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墓冢上现仅留碑石底座）；一为大金承安四年（公元1199年）十月所建（由于字迹剥蚀，年号不确），现仍耸立墓上。两块碑文均为重修《魏邓太尉祠记》。祠后封土即为邓艾墓，现存高约3.5米，底周约10米，夯土层可见少许残存瓦片。现为蒲城县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苏孝慈墓志》

  全称《大隋使持节大将军工兵二部尚书司农太府卿太子左右卫率右庶子洪吉江虔饶袁抚七州诸军事洪州总管安平安公故苏使君之墓志铭》，又称《苏慈墓志》、《苏使君墓志》等。刻于隋仁寿三年(603年)。墓志正方形，边长86厘米，仅存志石，迄今未发现墓志盖。书体为楷书，全文1296字，分布37行，满行37字，有界格。撰书者不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西南乡崇德里(今属苏坊镇北姚村)。原石现存蒲城县博物馆碑林。

  此墓志楷法精妙绝伦，成熟工整，方中带圆，字体又小，兼有南帖之绵丽和北碑之峻整，集秀丽与雄劲于一身，由此可见，唐代的楷书在隋时已定下根基，风格和欧体相近，章法整齐，结体平正。书法结字谨严，用笔劲利，浑厚雄劲，神采飞动，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是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

  清·毛枝凤在《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评曰:"楷法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法,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评此碑曰:"《苏慈碑》以光绪十三出土，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

     由于墓志出土较晚，还以字迹清晰完好而著称，所以拓者云集，声溢都门，反映出书法家的喜爱，成为书法临摹的最佳范本，历来为人们所重。

    三、《云麾将军碑》

  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亦称《李思训碑》。碑文记载李思训系出唐代宗室，并及一生功名仕宦重要事，李邕撰文书碑。立於唐代右武卫大将军李思训（653－718）墓道，在今陕西蒲城桥陵。碑建於何年迄今并未获得定论，因碑文中有“以八年六月廿八合袱”等字，故可以断定当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以后。为睿宗（李旦）之“桥陵”陪葬墓群中神道碑之一。铭文内容记述李思训生平事迹。《金石萃编》载：碑高一丈一尺三寸六分，宽四尺八寸五分。碑石下半段文字残缺已甚，上半部字迹较清晰，但亦石花满布，几不能读。上半段额题篆书“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4行12字。正文行楷书30行，行70字。此碑用行书写成，可谓碑之变格。书法劲健，凛然有势。用笔清劲自然，骨劲生动，气魄宏伟，犹是盛唐风范。此碑规模极大，遒劲而妍丽，为李邕精心之作，被推为浑穆一派的代表，为历代书家称道，被同代的李阳冰称为“书中仙手”，被明人评为“传世李书第一”，1979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

  李邕（678-747年）字泰和，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以文才著称於世，精于翰墨，工文善书，自成一家。长於撰写碑志。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自唐太宗李世民始以行书写碑后，此风气渐开，李邕尤喜行书。力推行楷写碑，名重一时。成为其中的大家。李邕书法的个性特点比较明显，字体左低右高，笔力遒劲舒展，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取法二王（羲之、献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有所创造、笔力沉雄，自成面目.对后世影响较大。他反对机械地摹仿，提倡创新。曾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当时的官绅及佛寺多以重金请其撰书碑文。据文献记载，他前后撰碑八百余通，得到的润笔竟达数万之多。但他却好尚义气，爱惜人才，常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周济穷人，以致家里很少积蓄。存世碑刻有《岳麓寺碑》《李思训碑》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李北海集》。

  《宣和书谱》中载“邕初学右军行书，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从此碑的书法看，其书笔力雄健，凛然瘦劲，字势俊丽；虽是行书，依然显得沉厚宏伟；尤其字形多欹侧之势，但“势如斜而反正”，结字取势纵长，奇宕流畅，其抑扬顿挫奕奕动人，顾盼有神，特点十分突出。

  明杨慎在《杨升庵集》中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明王世贞评述“李北海（书）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如蒋子文佻达好洒丹青，竟为神也。”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犹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 梁启超谓：“北海碑版照四裔，云麾（《李思训碑》）尤极龙跳虎卧之姿。”

  《李思训碑》不但书法称美于世，碑主李思训也是唐代有名的青绿山水画家。

  李思训，字建，是唐宗室李孝斌之子，生于永徽二年（651），死于开元六年（716）。他在唐高宗咸亨（670－673）期间，就少年得志，累转江都令属。垂拱四年（688）前后，武则天大杀唐朝宗室，李思训就丢了官职隐藏起来。唐中宗（李显）神龙初（705）任左羽林大将军，晋封彭国公，以后转为武卫大将军。由于他当过将军，画名大炽后，后世就尊称他为“大李将军”（他的儿子李昭道称“小李将军”）。

  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明皇天宝中，忽思蜀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

  此碑长期裸露野外，虽有碑楼保护，但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字迹多有不清。拓本稀缺，现存最早的宋拓本则流传更少，该拓本是册纸色醇古，墨似乌金，传拓精工，笔势锋颖尚凌厉可见，“并序”二字未剜，“精虑众艺”等字不损。共二十二页，每页纵31.6厘米，宽22.2厘米。为宋拓中极佳本。曾经萧山朱翼盦先生收藏，有梁鼎芬题签，朱翼庵题跋，钤“何厚琦”、“子彰”等印15方。1953年朱夫人张宪祗率子捐献故宫博物院珍藏。需要说明的是，另有《云麾将军李秀碑》亦为李邕撰并书，此碑刻于天宝元年（742年），首题为：“云麾将军辽西郡开国公上柱国李秀碑”，该碑石原在河北良乡县，后被裂作柱础，断为6节，现仅留二石存于北京文天祥祠。行书。二石皆12行，5至13字不等，有宋拓本，剪裱成册，共54页，每页纵27.5厘米，横14.5 厘米，有王存善、顾观题践，钤“严肃堂”、“宗瀚之印”等印34方，亦藏于故宫博物馆。均为书法名帖，习字范本，在全国可以说粉丝千万，成为无数书家临摹的首选。对我国书法风格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

     四、《高力士墓碑》

  全称《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赐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此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五月十一日，距高力士离世已经十五年了。此碑早在二、三百年前已经残缺不全。据清乾隆时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所载：“右内侍监高力士碑石已中断，失其下截，每行止存二十余字。”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只收录了上截残碑的存文，说明由于未窥全豹，遂成为文物考古界一个难解之谜。1963年县主管文物干部将倒落在野外的上截残碑运至县文化馆收藏。值得庆幸的是，1971年县文物干部在高力士墓附近的山西村饲养室后边作磨房用的土窑顶上发现嵌着一块大方石板，其形状似为碑石，从而引起注意，遂将此石列入保护范围，1979年山西村拆除饲养室时将此石落下，发现果为高力士残碑的下半部分，立即运回县文化馆保存，并将上下两截碑文对接发表，1982年县文化馆重建石刻室将碑接对完好，复原展出。该碑六螭首，碑身长方形，通高4米，宽1.5米，中厚0.25米，碑阴为线雕缠枝卷叶牡丹图案。碑文共30行，行55字，圭额篆题“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赐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李阳冰篆，碑文为张少悌书。碑文叙述了高力士的身世、品质、政绩及其遭遇,评价较为公正,纠正了传说中的失误及史书记载的不足。高力士碑的完整修复，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电，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佐伯道之先生，特将此碑全文译为日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该碑现藏于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内。与之具有连锁效应的是1999年的抢救发掘中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高力士墓志铭》，更是令人注目，轰动一时。墓志为青石质，长115厘米、宽75厘米、厚16厘米，45行，行34字。其时为广德元年（763年），早于《神道碑》14年。志文为潘炎所撰，文采华丽，详述高力士一生；碑刻同样为唐代书法家张少悌所写，字体楷行并茂。专家称，高力士墓志的出土可补史料之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从书法角度讲，张少悌是盛唐书碑名手，但因为书迹流传较少，后世对他印象模糊。《高力士神道碑》的修复以及《高力士墓志铭》的出土，给我们对张少悌书法以新的认识。张少悌循《圣教序》上承晋法，其行楷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对我们认识盛唐大家如颜真卿等人所创造的书法高峰也提供了更多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