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我对《繁瑕蔽瑜》一文的看法

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最近将会员李金辉《繁瑕蔽瑜》中对《中国对联集成·陕西卷·蒲城分卷》（上卷）所提勘误意见印发各编委，其中肯定了城南分会会员李金辉同志不顾年迈与繁忙，关心学会工作，提出中肯意见的做法，并对其深表谢意。作为本书的编审，我对学会这种善于纳言的精神表示十分赞同。李先生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本身又有眼疾，看资料都要用放大镜，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能够静下心来，仔细对学会出版的书籍寻错指谬，这是千金难买的文字良医，自应十分欢迎。

《中国对联集成·陕西卷·蒲城分卷》（上卷）这一本只有308页码的书籍，竟被李先生发现有161处差错，真让人感到震惊，究竟实际情况如何？讲差错就得有客观依据，于是我便很认真地阅读了李的意见全文，经过与原文对照，觉得李文所指真正的差错计有：

一、差错3，第9页，第3联，郭坚挽妾杨玉梅：“喜雨亭前悲埋玉；凌虚台下乱落梅。”网上虽有此一说，但原联应为：“凌虚台下悲埋玉；喜雨亭边怨落梅。”（原载《凤翔县志》）应据之改正。李文的“喜雨亭前乱落梅”也不符合原文。

二、差错6，第11页，第3联，郭坚“题林则徐纪念馆”应无此事，此标题应删去。

三、差错9，第16页，作者简介：“吴峰，又名”四字应删去。

四、差错48，第105页，第3 联，漏标“染房”联题，应补上。

五、差错53，第117页，第3联，将“名父”释为“有名望人士的子弟”应改为“谓人父有盛名。”

六、差错55，第118页，“肸蠁”注释有误，应改为“音xī xiǎng，谓灵感通微之意。”

七、差错80，第166页，“大孔药王山无量殿”的“药”字，应改为“岳”。

八、差错84，第172页，“金星”二字应删去。

九、差错102，第200页，所标联题为“武”，使人不明其意，的确存在疏漏，原联提供时即是如此。现在看来联题应标为“武将”。

十、差错104，第204页，原注“颖川，指河南颖川，据传是陈氏之郡望。”本应为“颍川”，但在陈姓后人中也有误传为“颖川”的，原联是哪个，待查。但应将“颖”字改为“颍”。

十一、差错107，第215页，第10行，“为革命子女”中“子女”二字，应改为“女子”。

十二、差错111，第223页，第2联“挽高双成军长”，同第31页存在重复，应删去。

十三、差错112，第223页，第4联“挽井崧生师长”，同32页存在重复，应删去。

十四、差错113，第224——225页，冯勉之“君没时”联同第29页重复，应删去。

十五、差错114，第227页，第3联，张祥午墓“终天有恨卜牛眼；”中的“牛眼”，本应为 “牛眠”，《晋书·周光传》：“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指风水好的墓地，可使后辈发达。是由于网上资料误导产生的错误，故“眼”应改为“眠”且加注释。

十六、差错133，第256页，醇儒的注释：“常识精粹纯正的儒者。”中的“常”字应改为“学”。

十七、差错135，第258页，“乐天哭鹤儿二篇”中的“鹤”字应改为“崔”。

十八、差错137，第268页，正文第2行，“30余户，600余口人”，比例显属失衡。应联系原作者改正。

十九、差错141，第270页，倒数第2行，“愿来的池上村”中的“愿”字应改为“原”。倒数第5行，“抓阉儿”中的“阉”字应改为“阄”。

二十、差错142，第271页，第2行，“合力挖了十个”中的“十”字应改为“一”。

二十一、差错143，第274页，第5行，“西羌合”中的“合”字应改为“活”。

二十二、差错149，第285页倒数第6行，其所改内容与差错107相同。

二十三、差错154，第293页倒数6、7行，其所改内容与差错3相同。

在李文所指出的诸多错误中，这23处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回避，感谢李先生火眼金睛为我们指谬，使本书更加完善，功莫大也！但是，本书的错讹可能远远不至23处，正如编委会在本书后记中所讲的“由于编纂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讹一定难免，敬请方家斧正。”对此应当严格要求，举一反三，进一步发动会员开展找错活动，为提高《对联集成》一书的质量出力献策。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错误应当正视这是毫无疑义的。既不能缩小，但谁也无权扩大。那么，怎样看待李文所指出的161处错讹呢？这得用事实说话,不得不说，通览李文，把23处扩大为161处，显属定性不准。有虚张声势之嫌。所谓“繁瑕蔽瑜”“错讹百出”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无端指责，我们在此必须表达明确的态度以正视听。

这个庞大的差错数字是怎么拼凑起来的，我们在这里且详作分析：

一类是本书“凡例”中已经标明 “上卷收录的作品原则上保留原貌。”而李文却硬要用现代联律衡量，要求改正，否则一律判定为错。计有差错8、18、20、25、26、28、30、31、36、40、42、49、60、61、62、77、79、81、82、83、86、96、99、101、109、118、119、121、125、143、144、145、146、156、157、158、159、160、共38处。其实说这38处，还算李先生手下留情了，因为如将全书1463副古联按今律来衡量，其违律的数量可能成百上千。但“凡例”中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李先生怎么能熟视无睹，因为这是保持本书史料性的需要啊！《联律通则》是2008年10月1日正式试行的，我们不应用当今制定的规则评判古人的楹联，对古联保持原貌，客观地反映不同时期作品的真实状况，这是中楹会的精神，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随意修改古人的对联，李先生为什么硬要强人所难呢？

一类是对于书中附注及引证的资料，李文有不同意见，持有争议，这本来是可以商量探讨的事，但李文却自以为是，将别人的意见一概判为错误，甚至达到李认为应注而书中未注的，也都算成差错之数。计有差错1、2、4、5、10、11、12、13、14、15、16、17、19、21、22、23、24、27、29、33、34、37、38、39、44、45、47、52、54、56、57、58、59、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8、87、88、89、90、91、92、93、94、95、97、98、100、103、105、106、108、110、115、116、117、120、122、123、124、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6、138、139、140、147、148、150、151、152、153、155、161、共92处。注释是为阅读理解扫障通路的，其多少、繁简、方式以及注与不注的取舍是书籍定位条件下对预定读者群的关照，我们既要释疑解惑，又不能低估读者的水准和智商，把注释搞得过冗，而致喧宾夺主。由于各人的思维角度、知识水平的差别，对于注释详略的见解可能各有不同。公道的说，李先生对一些注释表述的意见可能更趋全面，但是由此而判定别人注之未详为错，那就难以服人了。何况李先生本人的看法，也会出现错误，怎能要求大家以你的看法为准绳呢？

一类是李文认为书中所收集的联作是外地通用联，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错，计有差错7、32、35、41、43、46、50、51、共计8处。对于外地通用联我们主张收录时不应成为重点，但在具体判定上确实是很困难的，不经意间收录了外地的通用联，我们以为也与大局无碍，毕竟它是县域对联文化的一个侧面，怎能一收录就成为错误呢？况且李先生所指出的这些对联如差错7，第12页，第1、3、4联，连《蒲城县志》第581——582页都载明这是蒲城冯汝骐所作，怎么经李先生之手就定性为错呢？

在这里我无意于介绍与李文争议的所有细节，因为那样篇幅太长，只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二。具体讲起来，有些争辩的内容确实毫无意义。如本书第9页与293页均提到郭坚的爱妾杨玉梅，但李文却提出“妻”“妾”之争，认为“妾”错了，应是“妻”，并引用多种资料引证杨是郭妻，非要把它改过来不可，甚至公然指名质问原作者赵作雨老人“先生一部《关中怪杰郭坚》都没说杨玉梅是郭坚之妾，此文怎么就立即改口？”这样就给本书增加了两个错误。其实郭坚本人在《杨玉梅墓志铭》中即称其为“姬”，姬即有妾意，难道郭坚也错了。有时在争辩中李文则强词夺理，硬将书中的正确解释判为错误，如书中第280页“‘社’在这里指的是旧时基层地方的行政单位。”李文断然给予“不对！”的结论。这个解释是有《辞源》为据的，《辞源》1988年版，第1227页，“社”字的第三解即是此意。李文另解为“秋社”，却对原作所说的“秋社”联想视而不见，令人难以理解。又如同页的“灯红”之解，李文说：“‘灯红’不是说灯笼是红色的，而是说灯光映红了楼！”请问，灯笼如果不是红的，那红光是从何而来的？连这么简单的现象都要节外生枝，横加挑剔，不知李先生意欲何为？又如书中第263页，刘福谦老人所写“蒲城楹联家吴克联”一文，本来说的是吴为穷朋友春节写对联转抄了一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对联，横额写的是“缺一少十”。李文却说这“是吕蒙正不得时的自叹联，但却把横额搞错了，原横额是；‘南北’”。刘文本来是写吴克联的事，却被硬同吕蒙正扯上关系，给本书又算了一条错误。

综上所述，所谓161处错误，除23处确属事实，有138处属于无限上纲的虚构，占差错数的85.7％。这么大的水份让大家能认同吗？其实在本书出版前形成初稿之时，编委会就曾专门送去校稿，恭请李先生进行校阅，李先生最后竟说校稿找不到了，遭到婉拒。本书出版后，由于学会领导对李的敬重，李也是最先得到学会赠书的先睹者之一。真弄不明白李为何要以《繁瑕蔽瑜》四字写文向学会发难，其文前有这样一段话振聋发聩：“我们著书立说都是出于好的目的，为了传播知识启迪智慧。但若果书中错讹百出，将会给社会、读者、后世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和误导！”善哉斯言！是哪本书“错讹百出”？是《中国对联集成·陕西卷·蒲城分卷》（上卷）吗？非也！细查李文所指出的可算错误的只有23处，其中有14处属于个别疏忽的文字差错，有3处属于内容重复，这在平时也在所难免，以李先生这么细心的人，在自己所写的长达25页的本文中就有多个错别字，如将“醮”错为“蘸”，将“栾”错为“孪”，将“孰”错为“熟”，将“抢”错为“抡”，将“它”错为“她”，将“269”错为“268”，将“291”错为“219”等，这都不足为怪，难道对这些疏漏给以“错讹百出”的评价是恰如其分吗？这种无视群体劳动成果，夸大错误，造势施压的做法难道就没有“错讹”吗？把一百多条不属错误的对联和注释妄定为错，那才叫“错讹百出”呢！可以说李文指出的23处错误是其文之“瑜”，其所编造的一百多处错误应该为“瑕”，这才是真正的“繁瑕蔽瑜”，其给社会、读者、后世所造成的误导和影响难道就不严重吗？有两个成语叫“作茧自缚”和“请君入瓮”，李先生挥舞的两顶大帽子，还是留着自用更加合适！

作为建设性的建议李先生本来可以通过负责任的态度来同大家切磋，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地用尖刻的词语以势压人，更没有必要夹枪带炮地讽剌“学会有那么多饱学之士，才子才女”而向大家挑战叫板。

《对联集成》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它是群体心血的结晶，我们自应百倍珍惜和爱护。它自今年出版以来，颇受好评，省、市有关部门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不少本地和外地的联友纷纷发来诗联表示祝贺，我们相信这是大家的由衷之情，绝不是盲目的应景敷衍。但我们不会沾沾自喜，我们深知自己工作的差距，书中的疏漏也使我们内心不安，欢迎大家以负责的态度同挑错漏，不吝指正，以使其更加完善。但是对于任何虚构差错糟蹋抹黑的行为，我们是无论如何也都不会认同的，这就是我们坚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