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重泉古城在哪里

 重泉是蒲城县的古名，它的历史记载最初是《史记· 秦本纪》，其中提到秦简公六年（即公元前409年）“堑洛，城重泉。”“堑洛”何解？按汉辛氏所撰《三秦记》中的说法：“在蒲城东五十里，秦筑长城即是堑洛也。”《史记·秦本纪》中又提到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重泉县由此始。稍后楚国的屈原（公无前340——278年）在《楚辞·天问》中即有“ 汤出重泉，夫何辠（罪）尤？”之句，据东汉王逸所注即认为：“ 重泉，地名也。”那么，重泉古城究竟在哪里呢？根据《史记》的说法，可以肯定是在洛河沿岸，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李泰所撰《括地志》中说：“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即今蒲城县龙池镇重泉村至晋城村一带。这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的。

古邑重泉流传于现代的出土文物，最著名的要数“商鞅方升”,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这件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属于当时的量器。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宽6.9、深2.3厘米。容积202.15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有铭文三十二字:“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58年兴修水利时，在钤铒乡(今龙池镇)重泉村东北约两公里处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水井、墓葬等古文化层，出土有云纹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秦砖、侈唇鼓腹大型灰陶残体、灰陶盆口、陶水管等文物。196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洛河考察组认定了重泉古城遗址。1971年修排碱渠时，这里又发现了秦陶残片以及井、锅灶遗址。这些考证进一步印证了重泉县古城已有大量居民居住。

历史的记载说明，从秦汉、三国到魏晋的八百多年间，除了在汉朝中叶王莽新朝在位的15年中曾改重泉为调泉外，重泉的县名一直未变。至于重泉古城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是否迁址，这个史料记载不详。

据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所载：“蒲城县：东南九十里，旧二十二乡，今一十乡。本汉重泉县地。《史记》谓：‘秦简公城重泉，即今县南五十里，有重泉故城也。’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县为蒲城，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属同州。唐开元四年十月，改为奉先县，仍移隶京兆府，以奉睿宗桥陵。至十七年，升为赤县，皇朝开宝四年，改为蒲城县。”这就说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重泉改为南白县（另有史料称为南白水县或南泉县，实际应为南白水县），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南白水县为蒲城，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为奉先，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升为赤县，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复名蒲城。

    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观点，重泉、奉先、蒲城的城池应在一地，并未变动。该志一卷“沿革”条目中载：“论曰：旧志贾国在贾曲，去城西南十五里；重泉在今重泉里，去城东南五十里；奉先在今奉先里，去城东二十里。辨者谓，重泉、奉先、蒲城，总一城，更其名未更其地。谨按汉鉴记，李必、骆甲重泉人，注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其为重泉无疑。辨者至谓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如今蒲城名蒲，蒲何在耶？且谓奉先有碍泰陵下宫，安知不以碍下宫故而西移耶？据今城内有南北二寺塔，皆唐时建，相传筑城时，截南寺山门于外，则寺在前，城在后可知。若奉先即今城，当立五折冲府时，相原府在城东二里许，不应逼近若此。尚询之土人，二处尚有瓦砾迹。又蒲城说者，以城东蒲实村蒲实得名，今验其地不宜蒲。稽春秋时，晋有蒲城，即汉蒲子县，又西为蒲坂，俱不知何所取义，岂东蒲城革而西魏偶借名于此？又，《左传》屈人与蒲人战，是晋屈产地，为屈属，晋石楼县蒲地为蒲属，今隰州非此蒲也。天下名蒲者不止此，蒲安在也？”该志“建置”的“城池”条目中又载：“论曰：据志，城建于秦，置名重泉起此，盖由贾国北移者。初，晋为河外西鄙，犹无城。迄属秦，而简公筑焉。后为调泉、白水、蒲城、奉先，代有异名，而城实未改。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即晋河外西鄙之说，亦未必然。尝见洛畔，南自高原以南，北自常乐以北，皆有城址，相传以为长城，意秦晋之界在此。是县东三十里外，为晋西鄙，县治非其地也。城未知的建何时。”

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按照清康熙《蒲城县志》作者的说法：重泉、调泉、南白水、蒲城、奉先县名虽有更改，而城池并未移址。这个论点的提出似乎连作者都感到底气不足，因而发出了“果如所言，自秦至明一千六百年矣！其间变故孔多，何无一增筑为守御计，而至明初犹九尺崇耶？”的自相矛盾的疑问，可见其说难以服人。首先重泉古城在今城东南四十五里（有说是城东或城南五十里）是汉《三秦记》、唐《括地志》、宋《太平寰宇记》、《长安志》等诸多籍典明文肯定的，作者没有拿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公然断定蒲城今址即重泉古城的地址，实在令人费解，况且现代的考古学家已经认定了在洛河岸边的重泉古城遗址，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古籍的言之不妄。秦“堑洛”所修的长城现在在龙池镇晋城村北沿洛河西岸的葛林坡上还有长200多米，高4米，宽2米的遗址，其附近的车渡村也有烽火台遗址。因此，可以说重泉古城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倒是作者认定城址未变的论述中，让人知道了重泉故址曾有迁至蒲实村或奉先里之说，并且有今城是唐时所建之传，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证明了有重泉迁址说法的存在。笔者认为重泉曾经迁址的说法是可信的，其理由是重泉古城地处该县之东南一隅，随着县域的扩大，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考虑，迁移县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迁往何处？缺乏权威的记载，作者所论证的奉先里和蒲实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线索。既然论证中说今城为唐时所建，且1981年至1990年，在蒲城县城西部和西南部附近先后出土《唐故南阳范府君墓志铭》和两座唐代经幢，文字都证明奉先县城即今县治所在地，故奉先里之说可以排除。至于蒲实村，作者仅凭“今验其地不宜蒲”就一口抹掉，这未免失之随意了。“其地不宜蒲”能否定蒲实村的客观存在吗？显然不能。要考证“蒲”的来历，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遍查蒲城县的乡镇村名，唯有龙阳镇的蒲石村（即蒲实村）和原任乡的蒲李村带有“蒲”字，蒲李村向来与县址无涉，要研究的就只有蒲实村了。其地东邻洛水，与“大荔猿人”的发现地大荔县解放村隔河相望，只有数里之距，说明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先祖繁衍生息的富饶之地。其村东沿洛之蒲实滩北与晋王滩相接，过去是否宜蒲，不得而知，但有芦苇存在可以编席却是事实。其东北数里即为晋王村，显然是以纪念晋重耳而得名，安知蒲实的称谓与晋重耳无关！甚至可以联想《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以县东故蒲城为称”其中的“蒲城”就有纪念晋重耳的内涵，这也就不难理解“蒲”字的来历了。因此笔者认为重泉故址北移至蒲实村附近的说法是不能排除的，历史的记载不会子虚乌有。当然这只能说存在可能性，要最后证实，还需要有更多的考证。

    据宋宋敏求著《长安志》卷第十八载：“西魏废帝三年改白水为蒲城以县东有蒲城因名之。”其中还载有：“重泉故城在县南五十里，蒲城在县东三十里”，“蒲城乡管温泉里”，温泉在蒲实村之东北，亦可证明蒲实与蒲城存在关系的可能性。

另据《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的白水县条目提到白水郡时所载：“后魏和平三年，分澄城郡于此置白水县及白水郡，南临白水，因以立名。永平三年，移郡于今县西南三十五里奉先县界。”可知白水郡始于北魏孝文帝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并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移郡于白水西南之三十五里处，其“奉先县界”说明当时的南白水县属白水郡的辖区，按其所指方位推测，应在今大孔乡一带，可惜已无任何历史痕迹。联系到《太平寰宇记》中“今县，即后魏太和十一年分白水县于此置南白县”这段话来理解，即当时的南白水县城即为今址。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当时白水郡南移的地址即为县城今址，而当时南白水县的县址可能在蒲实村附近，这样白水郡南移至当时县城西北（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十里的地方也就好理解了。按照当时的情况，郡址并非县址，郡址后又北移，自为后来县址迁移的首选，

如果真是这样，其重泉故址北移的时间，笔者估计大约在公元25年到487年之间，即后汉光武帝恢复重泉县名，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将重泉改为南白水县这一时间段，其中因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曾撤销徵（澄）县，并入重泉，重泉与徵的北界相距近200里，出于有利治理的需要，在光武中兴期移址的可能性最大。至于何时由蒲实附近迁至现今县城所在（即原白水郡移址所在），已经无据可查。据史志资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李世民猎于尧山时县城尚不在今址，因此推测，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改奉先县时，为了方便守护皇陵而迁移县址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被康熙《蒲城县志》作者提到的“重泉无泉，不应得泉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重泉古城的存在毫无关系，有泉它是重泉，无泉它也是重泉，这是历史事实，与泉的有无没有任何牵连。况且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今天无泉并不能说明昔日无泉，有泉的地方泉水也有干涸的可能。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泉”字的读音问题，泉字的解释在《辞源》中就有一条是“古代钱币的名称。”《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注有“钱币的古称。”笔者的家乡就在重泉古城附近，家乡的群众一直把重泉的“泉”读作qiān （迁），而不读作quán （泉），重泉村的男女老少祖祖辈辈直到现在也是把自己所住的村庄读作“重qiān（迁） ”，从没有人叫“重quán（泉）”的。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研究古文字音的学者赵建民博士认为，古人把“泉”就读做“钱”，王莽篡权以后新筑的货币有“十泉”、“五十泉”等等，这里的“泉”便读作“钱”。由此看来，两千多年来，这里的群众把“重泉”叫做重泉(迁)，“迁”与“钱”的发音相同，只是声调上有阴平与阳平的一、二声之分，似乎这个“泉”字，应以古音读作“钱”，才是准确的。“迁”“钱”之分只是口语的变音。这是否可以说明古重泉还是一个铸造钱币的地方。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既能铸造“商鞅方升”，则铸造钱币有何难哉？

    综上，笔者认为，重泉古城应在今之龙池镇重泉村与晋城村一带，历史上重泉有可能曾移址于今龙阳镇蒲石村附近，重泉的读音应按当地的习惯读古音为：“重qiān（迁）”。仅作一家之言，欢迎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