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所书的《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河序》、《禊序》等。行书。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晋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名士四十一人,在会稽郡山阴县之兰亭举行“修禊”之礼,于饮酒赋诗时所写的诗序草稿。书法遒媚劲健,点画富于变化,是王羲之生平得意之作,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
据说,《兰亭序》的墨迹一直保存在王氏子孙手里,到唐初被唐太宗李世民“巧夺(智取)”获得。然后,据北宋《兰亭考》所说:“上命供奉拓书人赵摸、韩道正、冯承素、诸葛真(正)等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辈人皆临拓相尚(以双钩摹拓等方法制成一些副本)”。李世民死,据说:《兰亭序》的原本已随唐太宗一道葬入昭陵,做了殉葬品。后世流传的只有历代(含唐代)“高手”以双钩摹拓制作的摹本和临本,摹本和临本又被刻木或刻石达数百种。
摹本制作方法:双钩钩出每个字的内外边线(描字),用墨钩填实线内部分(几同描红)。“技艺高下”在于勾线的准确(20个不同的“之”字,7个“不”字,5个“怀”字,3个“盛”字等)以及细微末节(破锋、贼毫、剥痕、断笔)表现;填墨时,墨色浓淡,运笔方式的控制等等。
和临本(照着书写)不同,一般说摹本还能谨依原本。但“原本”水平的高低和钩摹者师法源流以及对原本笔法领会的差异,决定了摹本和原本的差异。
所以,存世的“唐摹本”有的近似智永、虞世南,有的近似欧阳询,有的近似褚遂良等等。一般可以说,所谓唐代XX临的“唐摹本”,实际上只是当时摹本风格不同罢了。刻木刻石都是自摹本,也是如此。故,宋时资政殿学士楼钥说:硬黄极摹写,唐人苦无称,赝本满东南,琐琐不足呈。”
刻木或刻石,就是把所得的“原本”,刻为石碑或刻板,然后拓片或墨印而已。
当然,现在我们的书画仿制方法,一般都是“继承古人”所得。譬如“名人题跋”,专用的旧纸旧墨,还有印章印泥以及装裱手法和材料等等。也有对“真品”的“变二或变三的“揭层”法和“做旧”法等等不一而足。
赝本流传,以南宋时期为最。
据载,仅南宋理宗内府所藏兰亭就达一百一十七刻。被元人袁桷笑称“米老临摹诳一世”的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也有“领字从山本(领和岭),世称三米兰亭”之誉。所以,元代赵孟頫在其《独孤本兰亭十三跋》曾写过:“兰亭帖当宋未渡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其精识之尤者,于墨色、纸色、肥廋、䆍行之间,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兰亭谓“不独仪礼如聚讼,”盖笑之也。”
这里所说的“聚讼”,是说:名人雅士在辨别兰亭真假时,就好像是在法庭辩论。
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都认为:《兰亭序》所谓的
“传世本”,或为摹本,或为木石刻本,或为临本。其中以“定武本”和“神龙本(唐摹)”最为有名。
据考,《定武兰亭(定武兰亭帖)》,为,《兰亭序》石刻本。相传为欧阳询所临〈兰亭真迹〉,刻石于学士院。五代时,梁朱温移石刻于汴都,后被辽耶律德光掠石渡河失于定州(杀虎林,唐置郡:义武军,宋改为定武军),宋庆历年间,置于定州(定武军)。故帖称《定武兰亭》。所以赵孟頫说:“兰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间者有数。有日减,无日增,故博古之士以为至宝。然极难辨。”
定武兰亭刻本不但有肥本和瘦本之分,还有五字(湍、带、右、流、天)损本与不损本之别。五字未损,其本尤为难得。元·柯九思藏本《定武兰亭序真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临”定武石刻本“有名的有《赵(孟頫)临定武兰亭帖》以及《俞(和)临定武兰亭帖》等。
《神龙兰亭》,又称「唐冯承素摹本兰亭序帖」。因正文前后有唐中宗年号“神龙”两字小玺,而为明代人定名。清高宗乾隆在社稷坛(今京中山公园)建亭名《兰亭碑亭》将内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三人旧摹本《兰亭序》和柳公权所书《兰亭诗》等,分刻在亭中八根石柱上,号称“兰亭八柱”。
冯承素摹本,在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被认为“很可能就是真迹,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拓本」”,并推论它是智永所书。不少鉴赏家则认为是“距离原本不甚远”的「唐摹善本」。
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当时(1965年)
也有不同的看法,譬如高二适先生等。《书法》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到第三期连载了唐兰先生1963年经过细致考察后的长篇遗作《「神龙兰亭」辨伪》。唐先生认定:八柱本神龙兰亭,既不是“唐摹本”,更不是“真迹”,而是明代人所造的赝品。
唐先生在这篇遗作中提出:“……往往说「定武欧临,神龙褚临」,而不知明以来所传的「神龙本」,大体上出于“秘阁本”的一个系统,它的祖本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唐摹本而非褚(遂良)临;”
唐先生文中提到的“秘阁本”,来自南宋书法家董逌在其《广川书跋》说:“太宗朝留神书学,尝出使购求艺文诸书,当时已无兰亭矣。仁视复尚书篆,求于四方,时关中得《兰亭》墨书入录,字画不逮逸少它书。其后秘阁用此刻石,后为法帖。”
所以,秘阁本,就是董逌所说的“关中得兰亭墨本”。
至于“关中得兰亭墨本”,民国文人陈康在所著的《书学概论》中是这样说的:“宁和中,诏宣定武校衙旧人,问兰亭石,辗转得知于长安帅薛嗣昌处。时内侍梁师成为长安承受官,批旨取旧刻,嗣昌卒以纸三幅作一重抚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浅,第三本又加浅,世谓之蝉翼本,这是见桑世昌兰亭考。”这就是说,“关中墨本”是定武本。
大约因为以上原因,所以
,离兰亭序真迹所在(昭陵)最邻近,研究碑学的权威部门——西安碑林博物馆,1938年修建时,只是在第四展室藏:清乾隆年间,徐作梅所临《定武兰亭序》刻石二;和陈珠树所临的《兰亭序并识》刻石二
;清道光年间,杨艮元识、董文明书的《神龙兰亭序》刻石二
;清王宠三所临《兰亭序》刻石一;清同治年间,郭建本正书所临《小楷兰亭序》刻石一。在第五展室藏:清康熙年间,殷化行正书、赵希献跋的《兰亭序并跋》(附刻三老图碑阴)刻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