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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1 09: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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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今次暂将游记放下一边，谈点最近两三个月的感触，实在是不吐不快。
昨日搭乘航班由沪返深，候机时间翻了下《万象》以打发时间。其中一篇题为《启蒙精神*市民社会》（三），读来颇有些共鸣，现引某段如下：
“对于一个研究欧洲的学者来说，十七、十八世纪是非常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欧洲进入一个动荡时期，一种思想的动荡，什么都不太清楚。有趣的是当时人们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从思想上来说，经历这样的阶段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两个人，一个人是西方，他一直在跑，是连续性的，而另一个人是中国，他停了很久，然后往前一跳，结果跳过了一些必要环节，没有意识到他跳过了一个个互为因果而有延续性的阶段。他总是跟在西方后面跳，而不去思考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有些环节是不能跳过去的。”
从欧洲回来，眼所见欧洲社会，开始比较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不同，对此也有几分兴趣。正如上文所言，联系社会已在发生，或者已经完成的变革，我试图理解现在进行时的这个社会。上周的《南都周刊》有一篇专题讨论了社会集体焦虑的议题，浮躁的心态，物质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层面却更脆弱，岌岌可危，是一种社会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明天是什么样子？明天我又会在哪里？那种焦虑感四处蔓延，“家家有本难唱的经”。
小贾说：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结束。这种撕裂趋向一种恒定（稳定更好？），或者定型。“欧洲200年的变革中国在30年内集中压缩完成。”小胡说：道德彻底沦丧的社会。他说70年代的人亲身经历两代人的工资水平从几十年前的30、40元钱到今天拿到的1、2万钱，而这是80年代后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变革过程。是的，我们无力改变现状，唯有独善其身，不要为它所染。我听了，一时无语。
当80年代后的人群继续在无意识地融入社会，缺乏思考力和责任感（这也是教育体制的失败），还好我们这个社会开始有人进行反思。是否否已极泰当来？希望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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