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技术不如伊特鲁利亚人，经济不如迦太基人，但是在公元前390年罗马几乎被凯尔特人灭国后，能够涅槃重生，并在建国五百年后统一了亚平宁半岛，要归功于罗马人的务实开放。

首先是务实的制度。

推翻王政后，罗马采用了市民大会授权的精英寡头统治。为防范独裁，设立两名贵族出身的执政官，任期一年；作为紧急状态下提高决策效率的措施，可以任命一名任期半年的独裁官，以避免两位执政官的意见分歧。元老院由贵族精英构成，议员终身制。市民大会则由全体具有投票权的罗马市民组成，是权力的最高机关，投票采用每百人团为一票的选举人票。由于贵族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平民阶层与贵族的矛盾常年不断，罗马内政陷入无休止的争吵，终于酿成凯尔特人入侵却束手就擒的惨剧。

罗马人痛定思痛，贵族与平民各有让步，充分体现了共和的涵义，也体现了罗马人的务实和灵活性。彼时原本盛极一时的希腊城邦—以平民化的民主政治为特点的雅典、以贵族化的寡头政治为特点的斯巴达，都已逐渐没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开始务实地寻找另一条中间道路。从《李锡尼法案》开始，罗马似乎逐步构建了由平民深度参与、贵族与平民矛盾逐渐消解的精英寡头政治。首先是开始允许贵族与平民通婚，于是逐步产生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这些人也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后设立平民出身的护民官，高层决策中充分体现平民的意志，并可以否决对平民不利的政策法案。最后所有重要职位均向平民开放，并且重要职位卸任后可以直接进入元老院，于是元老院聚集了有才能、有执政能力、且代表各个阶层的议员。

罗马几乎全民皆兵，兵役是与投票权直接相关的最重要的义务，男士18-45岁之间都是现役，45-60岁是预备役，还都是自带装备的。罗马人打仗有两点很奇特：一是仗要自己打，与迦太基和部分希腊城邦依赖雇佣军不同，罗马人认为花钱雇别人打仗是件可耻的事情，打仗可是罗马人一生的主要事业，必须亲历亲为；二是仗打不打自己定，与大部分国家不同，罗马对外宣战必须经过市民大会，市民大会则是由亦民亦兵的罗马市民组成，一旦投票通过宣战决定，则必须披挂上场奔赴前线，这种为自己的决定而战的特性，也导致罗马人的战斗力非常强。罗马人的历次战斗，士兵人数基本是以万为单位，很少达到十万，这与同时期的战国动辄几十万有些差距。

其次是开放的性格。

凯尔特人之役后，多边平等的拉丁同盟分崩离析，罗马开始寻求完全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联盟，但是罗马人开放的性格未曾改变。与其他战胜国抢夺财产、逼迫战败方为奴的习惯不同，罗马继续采用同化方式，罗马联盟不断壮大。与雅典、斯巴达等城邦极度自负和封闭不同，罗马对市民权格外宽松，长居罗马即可获得，原拉丁同盟城邦也全体获得罗马市民权，其他自治国也可获得有限度的市民权。除少量战略要地划为殖民地并直接管理外，大部分联盟成员都完全自治，不必纳贡进献，唯一的义务是在战时出兵。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超越时代的开放胸怀。

罗马人的开放性格还体现在道路建设上，以罗马为中心向罗马联盟各成员和行省、殖民地辐射延伸，其中最著名的阿皮亚大道几乎贯穿了罗马联盟全境，也因此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美名。道路建设的主要用途是军事，但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但是道路便于自己行军，也同样会为敌人侵入提供便利，名将布洛士就曾沿着这些道路进来过。因此，这样的道路建设，在强敌环绕的地中海，只有极度开放自信的民族才能建起来。

罗马人对待失败也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态度。在与南方山区萨莫尼交战中，执政官带领的罗马兵团中了埋伏被迫投降，并签署了屈辱的协议，回到罗马，这些被缴械的官兵仍然受到热烈欢迎，五年后还是这个战败的执政官终于一雪前耻。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执政官不听劝告要求舰队在狂风中靠岸，结果引发大规模海难损失惨重，这个执政官同样没有被追责，反而在后面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罗马人重视名誉，也许他们认为失败者既有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有挽回名誉的强大动力，因此重新给予信任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