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哲人，特别是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代表者，认为所有的人生来有罪，要用一生来忏悔、赎罪，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即原罪说。中国古代圣人主张人性善的观点，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将其总结为：“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命运。
应当怎样认识人性？哲学家告诉我们，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以下三重属性。即：1．人性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2．人性第二层：社会性，善恶兼而有之；3．人性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强以分，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人性。但这三层属性却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数，否则还是善恶难辨。我国学者黎鸣在他的哲学著作《人性的双螺旋》中，使用了一个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越是历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黎鸣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结论是：
人性的90%偏向恶，只有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如果再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推理，这个结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符合真实的人性，因此，他们对善的理解也是相应地真实而有效的。而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的认识则基本上是错误的，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虚假、无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国古代哲人带头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无法走出这个怪异的“局”。
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主要表现为恶的潜意识，任何人在这个层次上都具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恶的潜在性或倾向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人们缺乏外部的压力，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会变成显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真实的恶意识，乃至恶行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恶”。人的社会性层次的恶，则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恶，以及表现为行为的恶，如诈骗、强奸、盗窃、抢劫、杀人等。《蝇王》就是对人性恶的最好的诠释。拉尔夫身处邪恶的环境，他逐渐认识到，人类内心的恶在威胁着和吞噬着人性，自己和同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杰克和他领导的那帮孩子不断作恶，形同走兽，但最终却是这伙走兽摧垮并吞噬了每一个人，使孩子们丧失人性，与之为伍。人类内心中的原始冲动在光面堂皇的幌子下无限制地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而它留给人们的就只有恐惧、敌意和仇视，生活于是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无天的权力之争。这就从开始表现的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过渡到了社会性层次的恶。
在中国古代，甚至今天，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就自私是绝不会受欢迎的。杨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来一语道破天机，但这样的观点遭2000年的唾骂，也决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墨子讲“兼爱”，孟子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中国人好讲假话，好讲漂亮话、好讲面子，还要理直气壮地讲，其实早从孔孟时代就开始了。试想，在一个由原恶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宣扬“克己复礼”、“清心寡欲”、“上智下愚”，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只能是恶人当道，好人受气，甚至有生命之忧。正如诗人北岛所说：“卑鄙诗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语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圣人们被历代中国人捧到了天上，顶礼膜拜两千年，但正是由他们开创的文化只不过被统治者当作作恶的为所欲为的遮羞布而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鼓吹“新儒家”，要让自己的孩子们继续“读经”，真是撞了南墙还死不回头，没救了。
加载中，请稍候......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