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分别发表于2007《西湖》增刊，吴正小说专号以及《文学自由谈》2009第6期

一、关于艺格

    性格、人格、艺格，三位一体。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艺术家的本位与本体。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道理。后来，为把人类从罪孽中拯救出来，仁慈的天父遂决定将他其中的一种格位：圣子，切割了下来，降临人间，成了耶苏基督。他既通人性又通神性，因此，他同时能感受人间的痛苦以及天堂的快乐。他一直滞留于人间，直到他那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头颅猛然垂落下来的一刻。他回到他的天父那里去了，回归了他的原位，并与另外二种格位重新结合，成为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上帝。

    如此描述传达的是一种什么讯息？而“他”又是谁？

    当作家投入地创作时，他就将他的艺格切割了下来，降生到他作品的虚拟世界中去了。正因为这种艺格的存在，作品才有了灵性。我们老喜欢打的一个比喻是：背负十字架而行，却浑然不知其中的涵意。处于创作酣态中的作家既痛苦又快乐，他同时在体会跋涉的艰辛和表达的舒畅。作为人类之中一份子的作家，他的另外两种格性：性格和人格仍留待在他那里，而他的艺格却神游在他的作品里，体受着他创作出来的人物的痛苦与绝望，兴奋和欢乐。直到那一刻，那一刻他为他的小说圈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突然便感觉失落了，无缘无故。因为，他的艺格也于此同时回归了，艺术家又变回了一个在精神存在意义上的完整体。你说，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奇不奇妙？是不是也带点儿宗教意味上的玄奥呢？不管别人是怎么说怎么想的，反正，这是我的感受。

    因此，对一位艺术家作品的形态与风格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其艺格的形成以及组合的了解基础上的。

    十五六岁的我，曾是一个脆弱而又敏感的少年。对梅雨的季节，对黄昏的氛围，对晚春的气息，对小巷对弄堂对那些低矮乌黑的民居，对对街谁家的那扇永远紧闭着的百页长窗，对晚饭时分从厨房里飘逸而出的家常菜的香味，总之，对这都市中感知性较强的任何生活细节，我都敏感，都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偏偏又在那时，我迷上了普希金，迷上了巴赫和肖邦，迷上了《约翰·克和斯朵夫》，再加上那种朦朦胧胧的性觉醒。我感觉自己生活在梦与现实的边缘地带，既充实又虚无，而充实正是那种虚无感所带给我的。学校一放学，我就一头栽进了父亲的书房里（那时的父亲已离沪赴港谋生去了），我独自呆在那儿，享受着孤独的幸福。我在那儿听音乐，练琴。然后，我便打开了那盏垂目的湖绿色的台灯。案头堆放着一厚本一厚本父亲留下来的英文原著，读懂读不懂，或读懂有多少，我觉得自己漂浮了起来，我脱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那一片红彤彤的生活形态，我遨游在自己的时空里。

    暮色渐变深浓的时候，我上街去。我穿巷钻弄，专喜爱去接近那些最民俗的，最有生活动态的，因此也是最能令我动容动心的城市生活的场景。我见到一辆辆晚归的自行车从狭窄的弄堂里推了进来，那些飘逸的少女们，那些动人的少妇们，在家门口支起了撑脚，停好车，然后便消失在了低矮黝黑的门廊里，宛若一个个不真实的幻影。没人留意到我，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存在。但我享受这一切，这一切所带给我的感受以及想象的美妙是无与伦比的，我陶醉于其中。

    几十年后，让我罹患抑郁症和写就那些带所谓“异化”味觉小说的情绪种子都在那会儿同时播下的。精神类疾病与艺术家的灵性互为皮毛互为表里，孰对孰错，孰美孰丑，孰取孰捨，根本就没法分割清楚。

    这是病态呢还是艺术？即使是弗洛依德，也未必能说清道明。但弗洛依德却告诉了我们有关人格、性格、艺格之间的那种隐秘的联系。当然所谓三位一体说只是一种宗教化了的隐喻，性格是面向世俗社会时的人格的外化与面具化，艺格则是在面对精神宇宙时的人格的聚焦与爆发。几十倍，几百倍，乃至上千倍的对于光能的聚焦力度终于点燃了一部艺术作品的灵感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