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寻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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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营造学社日本学者佛光寺奇珍 |
(一)
早在1932年,梁思成就于《汇刊》第3卷第1期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文中坦言:
日本奈良法隆寺的金堂、五重塔和中门创建于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炀帝大业元年,西纪六〇五年),比这较晚十余年的有奈良法轮寺的三重塔和安居院的三重塔等,直到如今一千三百多年,还是保存得好好的。在中国却大大不同,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佛殿(辽清宁八年建西纪一〇六二),下华严寺(辽重熙七年建一〇三八),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清宁二年一〇五六),嵩山少林寺初祖庵(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已叹为中国稀有的古建筑。年代比日本最古的奈良法隆寺差四五百年,已崩坏不堪,唐代遗构更不用幻想。假使我们以后的学者或考古家,在穷乡僻壤中能发现隋唐木质建筑遗物,恐怕也只是孤单的遗例,不能显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梁文翻拍件
同样是《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号发表了日本学者关野贞的《日本古代建筑物之保存》一文,文中断言:
我们或要惊讶为何在如此不利于木料的气候侵凌中,木质的古营造物,至少在日本境内,存在的还有这样的多。我们若把中国和朝鲜来比,这惊讶更要增加,这两国木质营造物的存在与产生,并不晚于日本。中国有如此广大的幅员,干燥的气候,那境内若有众多的“遗物”,自是意中事。但事实上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或许把世界上任何有木料建造史的国家,和日本比较起来,都是同样的悬殊。
在此语境下,阅读梁氏1932年调查天津蓟县独乐寺,1933年调查山西云冈石窟、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以及1937年调查佛宫寺等的报告,自然大有深意!
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独乐寺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也是中国现存著名的古建筑之一,其山门和观音阁皆为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名符其实的千年古刹。梁思成曾专程考察,誉之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本人摄于2019年10月7日,下同
开篇所引梁文于9年后改为“语体文”再版,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五~六期,其文曰:
山西沦陷之后七年,我正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豆村正是敌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当时我们对这名刹之存亡,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解放以后……中央文化部已拨款修缮这罕贵的文物建筑,同时还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现在我以最愉快的心情,将原稿做了些修正,并改为语体文,作为一件“文物参考资料”。
(资料来源:梁思成著:《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 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版;另见梁思成著:《梁思成全集》(第4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全集》。)
《全集》云:
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索古刹。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还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全集》所附图版及文字
阅读《汇刊》相关文字,另有一番阅读感受:
……坞随山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旅途僻静,景至幽丽。至暮,得谒佛光真容禅寺于豆村附件,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
虽然文体有异,文字撰写时间有别,但都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目睹“真容”后的喜悦心情!
关于佛光寺的价值,梁氏文中评论道:
佛光寺一寺之中,廖廖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至如文殊殿构架之特殊,略如近代之桁架,祖师塔之莲瓣形券面,束莲柱,朱画的人字形“影作”;殿后圆基塔的覆钵,酷似印度窣堵波原型,都是他处所未见的,都是研究中国建筑史中极可贵的遗物。
80年后,建筑学界隆重纪念中国营造学社发现佛光寺八十周年,论者曰:
在中国建筑历史学界,中国营造学社由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等组成的考察队于1937年6月在山西五台山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杰作——佛光寺东大殿,这是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划时代的大事:其一是宣告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材建造物一个也没有”的断言为妄言;其二更为重要——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史从此有了盛唐建筑传统与后世宋元明清建筑之间清晰明确的接续,为日后进一步梳理中国建筑学发展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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