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州大学官网在“知名校友”栏目里列有雷洁琼先生的简介：

雷洁琼（1905-20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翻拍自《雷洁琼画传》

“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比之雷先生文中的“东吴大学教授”更为具体。

我因主编《费青文集》和《潘汉典法学文集》，曾研读过东吴大学——特别是法学院——的历史，小书《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还特别提及了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教育背景的六位法大校友：费青、潘汉典、程筱鹤、张荣显、周勤中和周美德。以我所见东吴大学法学院1940至1946年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肯定雷洁琼先生不在斯时的法学院教师名录中——斯时法学院包括法律系和会计系。这也为我提供了“补习”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的机会。

与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学不同，东吴大学的政治系、社会学系等并不隶属于法学院，而是隶属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文学院。因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文理学院被迫迁校，曾辗转浙、皖、沪三地，1938年2月集中于上海。斯时，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协商决定联合办学，共同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共同租用慈淑大楼，1938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四校共同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和毕业典礼。校史明确载明：

从1939—1941年，社会学专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学生人数扩大到80名。社会学专业教师队伍也扩大了，实力得到加强。这一时期来社会学专业执教的有：高践四、高君哲（纽约大学社会学硕士）、俞庆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严景耀（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雷洁琼（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谭明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等。

雷先生在《怀念林汉达先生》一文里写道：

   我和林汉达先生是1943年在上海“孤岛"时期认识的，当时我们同在华东大学执教……

文中所述的“华东大学”与东吴大学特殊历史时期有关，校史云：

（1943年）6月，经东吴文、理学院留沪教师和之江留沪教师协商，决定两校留沪部分联合办学，“华东大学”于7月在上海正式开学。

此时正是先师潘汉典先生就读东吴大学法学院之时，法学院也分两地办学，其中：
  （1942年）秋，法学院留沪师生所办学校借用南洋路爱国女子中学校舍开学，后改名称为“中国比较法学院”。

前述“下关事件”发生时背景又有不同：东吴大学本部曾千里播迁，经曲江文理学院和重庆东吴沪江法商学院时期，于战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校，1946年秋季文理学院大部分迁回苏州校园。所以，雷洁琼斯时是留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教授。上述资料可参看《东吴大学简史》和《雷洁琼文集》。

林闽钢和田蓉合作撰写的论文《社会学在东吴大学发展的历史追溯》是目前所见东吴大学社会学学科史方面最详尽的专业论文，在此摘录相关内容如下（注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吴大学建校之初，国学大师章炳麟节译了《斯宾塞尔文集》，1899年，他把《訄书》编辑成刊并在苏州付梓，其中社会学论文约占篇目的四分之一。可见，这位后来在东吴大学任教的名家，不仅了解社会学，而且重视社会学，同时也在苏州为东吴大学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学氛围。

    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在东吴大学教授社会学课程的中国人是赵紫宸先生。赵紫宸，浙江吴兴人，1906年东吴大学附中毕业，后继续在东吴大学学习，直到1910年毕业，又赴美国Vanderbilt大学深造，获道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17年，他开始在东吴大学教授社会学，1922年成为学校的第一任教务长、教授会主席，直至1926年。1927年离开东吴大学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院长之职。1926年，在东吴大学校庆25周年纪念典礼上与马寅初等获荣誉博士称号。        

   1917年，赵紫宸在东吴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是东吴大学社会学史上最早可查的课程设置：社会学概要、社会管理法、社会经济学、社会进化学。    

尽管东吴大学很早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但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的明确设立时间，也暂无文献可考。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社会学系”是在192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蔓延到苏州，东吴大学师生为避战火的威胁，全面迁离苏州，其中部分迁往上海租界。东吴大学的社会学系也随至上海。

……在这一时期，在上海的四所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联合办学，互聘老师，允许学生在经双方教务长同意下跨校修课，使得战时的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得到最有效利用。而四校社会学系也积极会晤召开联合教授会议，扩大社会学系课程，删除重复设置课目，允许学生在任一院校修课。并且，邀请上海各社会工作团体负责人员，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社会学系与本市各团体的合作事宜。东吴大学的社会学系借此时机发展自己，陆续添聘了高践四先生、高君哲女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美国纽约大学硕士、纽约社会工作研究院毕业）、俞庆棠女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严景耀博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雷洁琼女士（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中正大学教授）、应成一先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本校法学院院长）、谭明德先生（纽约大学法学博士）等在当时乃至现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其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的实力可窥一斑。

……在1942年至1945年的三年半期间，东吴大学开始是秘密教学，其文理学院分布在五个不同地方，先用“普制班”为名，后与之江大学共用“华东大学”为校名授课。此后，为避战火，东吴大学部分南迁至广东曲江。19421945年间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共毕业了21人。

至1945年9月，东吴大学的各学院和中学都重开学。10月1日，所有院系的班级都已开课。其中社会学系招收了9名新生，1946年春又招收10名学生，其间，社会学四个年级共计48人。当时，仍有钱长本教授社会学，雷洁琼开设社会学原理、社会问题、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儿童福利问题、妇女问题的课程。1946年度第一学期，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大部分学生迁回苏州校址上课。

梳理雷洁琼在上海任教的时间线，虽然不同时期校名有异，但无疑都属于东吴大学校友。需要补充的是，雷洁琼1941年赴沪与严景耀有关，严景耀先生早在1936年就应业师郭云观之邀出任上海工部局西牢的助理典狱长，同时在东吴大学兼任社会学教授。雷先生与严景耀于1941年成婚。

翻拍自《雷洁琼画传》

     翻拍自《雷洁琼画传》

历史的巧合在于，费青1940年至1943年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初任法律系主任、后任教务长，潘汉典和程筱鹤1940年至1944年就读于东吴法学院。斯时法学院曾在慕尔堂授课，文理学院在慈淑大楼教学，法学院部分公共课就在慈淑大楼三楼授课。程筱鹤四年期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和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两个学士学位。考察“微地理”得知，圣约翰大学授课就在慈淑大楼四楼——沪江大学在五楼、之江大学在六楼，而且四校使用共同的图书馆，课程互通。程筱鹤选两个学校的课程确实有地利之便。虽然因属不同学院未必有直接交往，但在慈淑大楼三楼的楼道里，不排除雷先生与潘汉典、程筱鹤曾有过照面的机会——尽管未必相识。

慕尔堂历史照片，翻拍自《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

慈淑大楼历史照片，翻拍自《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

慕尔堂近照之一，本人摄于2015年

慕尔堂近照之二，本人摄于2015年

慈淑大楼近照，本人摄于2015年

二十多年后，北京政法学院创办，两位东吴校友费青和雷洁琼同时出任学校副教务长。费青之子费平成先生惠告，学校迁至学院路校址后，费青和雷洁琼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办公桌紧邻，两人面对面。据我拜访老先生获悉，副教务长办公室位于联合楼二楼西段，走廊南面（窗户南向）由东向西第二间。办公室门对面即《政法简报》编辑部，年届97岁高龄的王仲元先生依然清晰记得当年的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