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慢读《百年影像》寻找法大校友（五）
(2021-09-28 09: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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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校友“千万富翁”博学幽默 |
（六）
王利器先生入选了《影像》，但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的履历在小传里“被失踪”了。以下是《影像》里的王利器小传：
王利器（1912——1998），古代文学研究家，校勘学家，四川江津人。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文学古籍刊行社（今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
《影像》里的王利器先生
《影像》里的王利器先生历史照片
《影像》里的王利器先生手迹
照片和手迹均作于1997年，先生第二年去世，上述作品也是“抢救”出来的。
王利器去世后，子女整理出版了《王利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学述》），这份先生生前还在推敲、修订的文字，可谓先生献给后人的最后作品！
在王先生的自述里，我找到了“院系调整”，但确实没有发现“北京政法学院”。
《学述》附有“年表”，其中明确载明：
1953年
……大学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政法学院。全家从北大沙滩居所迁至东四十条39号内二号居住。
1954年
……此后，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即古代文学出版社，后更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代文学编辑室任编辑。
前述请教吴昭明老师，吴老师也提及语文课老师王利器。杨鹤皋老师也记得王利器任教于学校初期。
也因知道王先生是法大—北大—校友，还得知王先生与我研读过的联大—清华—政治学系先贤赵明洁先生有姻亲关系，更愿意顺便“补习”人文学科基础——包括但不限于古典文献和校勘学等，我收藏了先生的多部著述。王先生集解的《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无疑是研读颜氏家训的最好版本。王先生参与的《水浒全传》（郑振铎、王利器、吴晓铃合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以及独自完成的《水浒全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因囊中羞涩无力收藏，但阅读权威版本是阅读经典的可靠途径。王先生的《耐雪堂集》（王利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直言：“摘取施耐庵、曹雪芹之名，名之曰《耐雪堂集》”。以其中对《水浒》的研究为例，有“《水浒》释名”、“《水浒》英雄的绰号”、“《水浒》的真人真事”和“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等，即使是非文学专业的一般读者，也可以从中受益。
书影一
书影二
书影三
书影四
载《学述》里的《晓传书斋讼过录》一文不仅文采斐然，更是律己甚苛的学者自道：
吾治学一生，以“不护己短，不掩人长”八字自律。良知护短则自以为长，而不知其短，即人有知其短而不肯以相告，则将毕生不知其短，不亦大可悲乎！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有言曰：“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明赵南星撰《笑赞》据之而为之赞曰：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吾读其书，不胜惶恐之至，乃兢兢焉以“不护己短”自警。我出书既已云多，错误亦复不少，兹将已发现者，公之于世，此亦引火烧身之一片诚意也，至希知我爱我的广大读者，有以进而教之!
《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8月第—版）第267页第10行：“是年，10月14日，吴敬梓卒，年54岁。”此条当删去。敬梓于乾隆始举鸿博，哪能于康熙三十三年遽奄殁也。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毓罴先生也来信举此事见告，盖不知余已自讼及之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过矣人皆见之，此大幸事也，而陈君乃举以见告，岂非余之不护短有以致之欤！
《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第451页注三：梁元帝《春日诗》：“春人春不见。”案：此注不切。湖南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褐彩诗文瓷壶上书五言诗一首云：“春水春池满，春树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文镜秘府论》所引之“春人对春酒”当同出一源，惜尚不能得其主名也。而五言诗文也是湖南教育学院陈蒲清副教授提供的。
《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书也都精彩纷呈、有文有料，限于篇幅，不赘。
《学述》所载“代序”的“访谈录”，留存了“现场感”和王利器生的达观和幽默，在此恭录几段文字如下：
治学、研究要从读书开始（代序） 口王利器
口我是辛亥年生人，但阳历已是1912年，因为我的生日是在腊月。八十四了，虚岁还要加两岁。
今天在文史哲方面卓有建树、最受景仰的老前辈，年纪和您相差都在一两岁之间，大多是30年代初北大、清华的几届。这在学术史上算是个人才“辈”出的有趣现象了。而在古籍校勘整理、古典文学研究注释方面，若论著作质量之精，数量之丰，像先生这样恐怕是少有的。
口这也是过誉了。
口……我本来是不涉及古典小说、戏曲的，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主要研究先秦哲学。解放后，中宣部胡乔木、郑振铎他们发起搞十大文艺丛书，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红楼梦》、《水浒》。因为我在北大搞校勘学，乔木同志就一定要把我借调去。我参加了两个组，一是和郑振铎一起搞《水浒》，一是和浦江清一起搞杜甫诗。《水浒》搞完了，没让我回北大，留在新成立的古籍刊行社了。
口在北大我见到了所有《文心雕龙》的散本，作了研究。法国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征稿，北大就推荐了我编的《文心雕龙》讲义和周祖漠的《方言》讲义。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文心雕龙新书》，倒是巴黎大学印的，国内反而没有。此事正好是在“围城”的时候。解放后，我们把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之类外国的机构都封门了。
也就是说，连您自己也没见到这个“法国初版本”。（笑）
口我见到的是香港、台湾影印的，版式完全一样。港台有十多家出版社翻印，你看我手边的这一本，就是1968年的“盗印本”。（笑）我的书常常是这里出一本，他们那边“盗印”一本。
口70年代从干校回来，我就被勒令退休，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改为“离休”。（笑）我退休时，还不到60岁。这也有好处，我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来支配。我出了二十多本书，别人就没这条件，做不到。
这也是因祸得福了。
口比这更妙的事情，是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曾经写了一篇长文，谈《水浒》和农民起义。当时还没有《文学遗产》杂志，文章分两次在《光明日报》刊出，受到上面重视，还请我上天安门观礼。但过了不久就反右了，我被划成右派。（笑）二十多年后，严文井主持我的平反会，会后他告诉我，当年党委讨论时，他说我不像右派，有人就说，王利器要是不像右派，你就像右派了。
本单位反右运动结束的当天晚上，党委把我找去，对我说还空一个“指标”，就请你当右派吧。（笑）我不懂政治，也无所谓。我说，看党委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笑）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右派，既没批判，也没劳改。我那时在上海还有一本书要出版，仍可以用我的真名实姓，其他右派是不行的。从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数我最忙，每天岂止八小时工作；经常还要往清华跑，那时路不好走。这下好了，右派可以“赋闲”，我就读了很多书。“文革”后，香港中文大学最早邀请去讲学的就是我，去过两次。事情也滑稽，他们说就是要请大陆的右派去讲学，最初每年请两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请一个。我讲的还是《<水浒>与农民革命》这个题目，就历史来谈多少次农民起义受到《水浒》的影响……
口我最近将有一些较重要的东西出版。一是《水浒全传注》，我的注本和以往的注本有很大不同，每一条都有出处。二是《吕氏春秋注疏》，有300万字，序言有2万字，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一期发表……
口这套《道藏》是大陆还没影印时，我从台湾买的。我几十年前在研究《颜氏家训》时就从《道藏》中得到不少参证，帮助解决了疑难。我有许多大的学术疑难是靠“二藏”中的资料找到答案的。我读书不是挑着读，而是通读。《道藏》以外，还通读了佛教的《大藏经》，这些都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事情。像我这样通读“二藏”的，国内外大概再没有别人了。
恐怕是。好道的读《道藏》，喜佛的读《大藏经》，不太可能在两家同时用力。在我印象中，博学的钱锺书先生，主要是遍读“集部”的诗文，好像也对存世的丛书中的资料运用得很熟，较少用“二藏”的材料来参证，他的知识结构和先生还是不尽相同的。
口我早年曾经用《道藏》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化学。
这很出人意料，虽说您现在的身份是北大历史系兼职教授，但您基本上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
口这方面我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所以直到最近，自然科学出版社还来向我组稿。过去世界上一般都认为结核病是德国的科学家发现的，而实际上我们在金朝就发现了，比之早500多年；化学在西方最早叫金银学，那一套我们在《道藏》中很多，中国对西方化学的发展起了作用。
这不是李约瑟他们的工作吗？我觉得他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已经在西方世界为中国科技和文化辩了诬，赢得了荣誉。
口他的书很好，已经深入到许多不被人注意的材料，但一些问题还是嫌笼统。他的合作者中有我的同学。
其实许多看起来才气横溢、旁征博引的著作，真正说起来，还是朴实无华，运用着最老老实实的治学方法，譬如李约瑟的书，譬如您将要出版的《水浒全传》，居然能够做到每一条都言必有据。
口做学问须有第一手材料，不能老浮在问题的表面。现在的学生，最吃亏的是总是读些通论、概论，没有深入下去。近年给我配了历史系的年轻助手，请他去图书馆借本《后汉书》都借不出来，说图书馆里没有。原来是不认得繁体字。不认得繁体字，怎么搞文史研究呢？现在大学的教育也成问题。
治文史还是要靠做卡片。我觉得年轻人要从做卡片开始积累，一天就做五张吧，一年那是多少啊！不出三五年，保证成为一个专家了。我随便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关于地震的记录非常多，像《春秋左氏传》里就不少，而说得最好的是《淮南子》，其中有一二百字写安徽巢湖，那就是个地震湖，把地震的先兆什么的都记下来了，现在巢湖不也是最深的么。我就建议把这条材料补到有关著作中去……
口这事最让我伤心了，“文化大革命”，我损失最大的就是我的卡片。抄家抄去3万册图书，“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1万册。其他好多古董、硬木家具，都拿去不还了。我问卡片还在不在，回答说我们不要你的卡片，我听了很高兴。再问，说早就送到造纸厂去了。我当场就哭了，多少年的功夫呀，我是每天都做卡片的。假如这些卡片还在，我可以再做多少工作啊……
您书房墙上这几幅拓片，就是劫后幸存的文物吧?
口这是“三体石经”，曹魏时的碑刻，每个字都用三种字体对照，很珍贵。古董商为了便于偷运出去，把它砸断了。我这个拓片是刚出土时所拓，是完整的。
……
在先生的书斋生活之外，还有不少传奇。
口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本书啊!
王先生是一位纯粹的书生，其读书与生活浑然一体：
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为了贴近生活，读书为了丰富生活。一天不读书，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一天不读书，我更觉得有不殖将落的迫切感。人犹是此人也，则时时思所以自超；学犹是此学也，则天天思所以自立。于乃朝斯夕斯，日新又新，日知其所有，月无亡其所能。沈浸浓郁，日就月将。人曰悬车，我乃炳烛。回顾过去，面向未来，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截流，更不能敝帚自珍，孤芳自赏。人将休矣，我则不休，鞠躬尽瘁，不知老之将至。（见“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载《往日心痕》）
附：本人藏书里的王利器影像和资料
王利器先生旧影
说明文字见图，有报道称王利器先生是“千万富翁”，意指先生出版著作千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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