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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2021-06-06 10:31:28)
标签:

访谈录

卢峻

倪征yu(日加奥)

陈盛清

《实录》

(六)

何勤华教授为《访谈录》撰写的《前言》说的明白:

为了忠实地反映每一个被访问者的真实思想和话语,我们在每一篇访谈录成稿之后,都寄给被访问者本人审阅过;有些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严格按照当时采访时的录音进行整理,以保证访谈录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前述修订稿和简函说明,对潘先生的访谈录也履行了“本人审阅”程序。就简函而言,所提“一周内”时间略显仓促,同时不排除简函是“催稿”,之前已有过关于修订的请求。实际上此份访谈录更符合第二种情况:严格按照当时采访时的录音进行整理。

即使“严格按照当时采访时的录音进行整理”,也会因相关背景不熟出现纰漏,比如前述潘先生德文业师刘庄业误写为刘庄艳”——尽管二者发音相近;同样的情况还有“国际司法学家卢俊,潘先生修订稿改为国际私法学家卢峻”。

卢峻先生不仅仅是著名的国际私法学家——出任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国际私法”学科副主编,也是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还是潘先生的东吴学长和前辈,更是《元照英美法辞典》的学术顾问(详见本博旧文)。“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潘汉典先生1997年因元照英美法词典事前往上海拜访东吴学长、词典学术顾问卢峻先生

总体而言,《访谈录》瑕不掩瑜,我个人认为《访谈录》所载对潘先生的访谈是一次成功的访谈,达到了“为学界及其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学术积累”(何勤华语)的目地。访谈录所附前引耶鲁大学法学院复函以及潘先生本科毕业合影、补发的东吴法学院毕业证等都说明潘先生看重并全力配合了采访,关于东吴法学院、当代中国法学史——特别是比较法学史——深具个性的谈话也有助于读者对潘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我自己每次阅读都会获得启发。比如关于“反右”,潘先生说:

“反右”过程中,我的感觉就是旧法人员改行的不少。有说法是,当时是有名额的,一定要达到某个数目。那个时候,法学改行不少。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应该有记载的,因为它当时出了一个年报,上海档案局、社科院也都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我知道的,陈盛清、吴家麟都被打成“右派”了。倪征YU(日加奥)被定位“中右”,“中右”程度较轻,这种人还可以用,梅汝璈也整的很惨。被打成“右派”的人整的很惨,直接不让他们搞法学研究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潘老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封面书名为《中国当代法学争鸣》,作者郭道晖等),书里很详细地记载了反右一些情况,如华东分院外事审判组组长、精通外语和法律专业的沈钧,被分配到火葬场做杂务,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到苏州教初中英语,原清华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凤喈赋闲……行政法学家范扬,国际私法学家卢在复旦大学法律系都未能就各自专业发挥专长……

关于倪征YU(日加奥)先生,因潘先生两位本科业师姚启型和鄂森是倪先生同窗(均为东吴法学院1928届),潘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与倪先生有交往,我在《权利斗争论》所附《跟随导师阅读经典——潘汉典译<</font>权利斗争论>整理者后记》里录有潘先生1947年的购书记录:

今年二月,托鄂森先生去日本搜求。与倪征YU(日加奥)学长两先生往书店探问,均谓售罄已久。此鄂先生归国告我之结果。即另函高文彬同学在东京再探寻,今晨倪先生归国携来……

不无历史意义的是,文中提及的三位师友均是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人员!

前引文里提及的倪征YU(日加奥)先生被定位“中右”,说明潘先生五十年代仍与倪先生有交往或接触,知道一些内情。

在潘先生的名作《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一文里,也明确提及了倪先生:

约在1957年夏中国法学界座谈会上,原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国比较法学院比较法教授倪征YU(日+奥)先生(现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曾沉痛地发出“救救比较法”的呼吁。但是并没获得人们的重视。

正因为师生二人多年交往、相知甚深,倪先生不仅欣然接受词典学术顾问的聘请,还为词典亲撰了序言。“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潘汉典先生1997年因元照英美法词典事拜访东吴学长、词典学术顾问倪征YU(日加奥)先生

我在词典工作室翻拍过一幅潘先生拜访陈盛清的旧照,工作人员惠告的细节也真实反映了潘先生的“纯粹笃学”:

2003年潘先生持刚出版、还带着墨香的《元照英美法词典》告慰参与审订的多位师友——特别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师友,在安徽合肥拜访周柟先生之时,意外得知陈盛清先生住在同一小区里。告别周柟先生之后,虽然同去的词典工作人员略有不同意见,潘先生坚持拜访陈盛清先生,还与陈先生畅谈了很长时间。“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2003年,潘先生拜访周柟先生之后,拜访了陈盛清先生(右)。

查阅我收藏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内部读物)》,内收吴家麟和陈盛清的发言,均注明“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陈盛清的发言题目为《老法学教授被一棍子打死》。因潘先生是斯时政法学会唯一的研究员,有可能参加了会议或有机会看到会议资料,因而对陈盛清先生有所了解。虽然陈先生与词典无关,但对于真正的学者潘先生一向都是赞叹敬佩的,一如师姐潘百进对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

在公园里碰到过倪征YU(日加奥)、冯至等一些我爸的老朋友,他们会一起聊一聊,之后我爸就会讲述这些有名气的人和他们之间的故事。尽管那些人当时处境不佳,但是他对这些人都是赞叹敬佩的话语……“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书影。

因潘先生谈话里提及了《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我特意复印了一套以便随时翻阅。“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实录》封面。

我曾翻拍过先生相册里一幅旧照,2007年先生参加比较法年会时与两位主编郭道晖、李步云合影。“访谈”不易,“走近”更难——以潘汉典先生的一份“未刊稿”为例(六)

潘先生与郭道晖(左)、李步云(右)合影。

2011年11月26日我去参加蔡定剑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潘先生得知后特别嘱咐代他向蔡定剑教授敬献花圈,我在现场也曾向学长蔡定剑夫人刘星红作了说明。现在回想,潘先生对蔡定剑的了解大概率是通过《中国当代法学争鸣》一书——其中第一篇就是对蔡定剑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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