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就本文关注的时间段而言，光华大学另一位名师吕思勉先生的名作《光华大学小史》提供了背景：

……国土既光复，本校同人集议，公推朱公谨先生代理校长，在证券大楼复校。旋改组校董会，公推朱经农先生长大学，廖茂如先生长中学，成都分校，以川人之助而成立者，举以还诸川人，改名成华大学。是冬，教育部拨欧阳路二百二十一号敌产为本校校舍，时军医署尚设第五战俘病院于其中，一时不克迁让，乃又增拨二十二号，于三十五年七月迁入。至三十七年，此两号房屋，遂由本校承购焉。复校之初，经农先生尚任教育部次长，茂如先生亦以师范学院事，一时未克东归，仍由朱公谨先生代长大学，张芝联先生代长中学。芝联先生游历欧美，又有倪若水先生代之。三十五年，经农、茂如先生相继到校。明年六三校庆，校友之集者，分任募捐，以建宿舍。于是校友容尔仁先生，为纪念其尊人德生先生，捐建中学宿舍一座，名之曰德生堂。校董李祖永先生，亦以纪念其尊人屑清先生，捐建图书馆一座，名之日清永图书馆，于去岁近春，相继落成。校中亦筹建生物实验室，于今夏落成。一切设备虽未能遽复战前之旧，然继起程功，亦庶几相距不远矣。创业难，中兴不易，譬如为山，方覆一箕，敢不勉乎。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记

旧刊封面翻拍件。

在此需要略作说明：本文录自《光华大学旅台校友会年会年刊》1948年第1期，与《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等所录部分文字有异；其他版本也未收录文后的著文时间。

       吕思勉先生，翻拍自《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

关于两位光华大学名师，钱基博侄子钱钟汉（署名“汉”）撰有妙文《两位学者：钱基博与吕思勉》：

像是观念有所不同，或者主张不能尽合，在我所接触的人中，论起学者的态度来，我最服膺的是我伯父和吕先生。是内举不避亲呢？还是阿其所好呢？我伯父和吕先生在学问上却也总算得为学问而学问了。我伯父是治古文的，吕先生是治史的，两人都不钓名，不苟同人……

钱基博图文，本人2019年5月翻拍自无锡“钱钟书纪念馆”。

他们两人最相同之点，是不标榜不捧人。在这一点上，吕先生较我伯父，态度似觉更冷静一点。我伯父有时还不免自负太深。而吕先生呢？对自己从不作一赞语，自知甚深，所以也不肯人云亦云。但很奇怪，我伯父是治古文的，宜乎与现世隔绝，吕先生是治史的，则应热心于世事；然而事实刚刚相反，我伯父对于世事太热心，吕先生却太不在意。吕先生虽天天剪报，但都只视作治史的资料，从不议论政府，也不见怪人民。我伯父看过报后，就是一抛，政府也骂，人民也骂，当至学生抽香烟、穿西服也骂，女子穿高跟鞋、烫发更认为是祸国之源，好像一切都关他事。这原因彻底一究也不难知，因为治文学是重感情的，文学培养的结果就是血热太甚，对他人的苦衷不能了解，因此不能原谅。……他常常对我说：“处人处事热心太过,就是造祸之端。”劝我这方面不要学他。对他这样的态度矛盾，也许会有人加以批评吧！吕先生则不然。治史得常用理性，因此把万事都不过当作因果联系，而人不过其中活动的分子吧了。行动或许有错误，但决非一人本心欲此，不过出于环境时代的影响而已！所以也不必责小人，也不必爱君子，只要行事有利于社会就是好，有害便是不好。好不必喜，恶不必骂，只有凭我们的理智去找出一条正路来就好了。所以他头虽常向后顾，,眼却终向着“将来”，“现在”不过是站站罢了……

(《中央日报》1936年10月12日,第4版)

另一位无锡名家钱穆先生视钱基博为长辈，对吕思勉则执弟子礼——毕恭毕敬。

师母王昭仪就读光华大学之时，吕思勉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其时法律系与历史系同属文学院，大概率听过吕先生的课。

“史料”蒐集方面也有进展。

去年5月15日，承师妹潘百方惠助，找到了光华大学的校徽：三角形，银框红底银字，部分红漆已脱落；上方为繁体字“光华大学”；中间为一圆形，白底银字，内雕校训：格致诚正！

光华大学校徽。

依常理推断，教师和学生的校徽有别。这一枚校徽是在潘先生书桌里发现，大概率是潘先生的收藏。

这枚历经七十多年风雨的校徽陪伴并见证了光华大学校友兼师生潘先生和师母王昭仪先生始于光华大学的相识、相知、相爱、相伴的历程。（详见本博旧文“校徽虽旧，‘光华’情深”）

本人摄于2015年。

2015年，我曾前往先师当年寓所探访并摄影。近日，承同门董春华博士惠助，提供了拍摄于2009年4月27日的几幅旧照：一幅是先师在寓所前所拍，先师译作《博登海默法理学》和耶林《权利斗争论》（初稿）都是在此寓所完成；

“银行宿舍”几个字，披露了此屋的历史信息。

一幅是师母当年寄住的亲戚家阁楼，先师重访时已出租，先师也入内留影。

师母住过的阁楼。

两地相距很近——约400米，中间隔了马路，与师母当年口述完全吻合！先师此次“旧地重游”，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法学名家论坛”，同门董春华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