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按：昨天在“朋友圈”读到学长凌岩教授的新作，心潮澎湃。征得凌岩教授惠允，在此转发全文（包括附图）。因有幸于凌岩教授拜访张遵修老师时在场，附上随拍的几幅照片，可以增加本文的现场感。以下是凌岩教授原文：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文化界前辈、著名翻译家姜椿芳提出的。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被关押在狱中长达七年之久，眼睛坏了，身体垮了，深感为避免文革的灾难重演，必须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下决心如果能活着出狱，既不当校长，也不当局长，一定要编一套中国的百科全书。在他看来，出版百科全书的意义不仅是提供知识和启蒙的源泉，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曾提到，文革期间，欧洲的袖珍小国圣马力诺，人口不过万余，送给我国一套自编的百科全书，而中国却只回赠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联合国里有各国赠送的百科全书，却唯独没有出自中国的百科全书。改革开放后，姜椿芳奔走呼吁，游说各方，历经各种困难，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一版）书影，原文附图。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由我国知名法学家张友渔、潘念之任编委会正、副主任，姜椿芳任总编辑。姜椿芳决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卷出版。这一决策极为正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卷体育卷于1981年率先出版，1993年大百科各卷出齐，其间时隔十几年，若等到全书各卷的稿件都齐备了再出版，先集齐稿件的学科的书稿就要不断更新资料数据。按学科分卷出版，既有利于各学科卷先编完先出书，也有利于读者购买。 

    原文附图二。

生于1924年，早年在清华熟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张遵修女士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委、法学卷的主要编审。2018年12月，我有幸拜访了她，94岁高龄的张老师对法学卷的编辑出版记忆犹新，侃侃而谈。她回忆说，当时，法学卷能否编辑出版曾受到过怀疑。北京大学教授、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张国华到日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有一位目睹过中国在文革期间铲除政法学者的日本人问他：“中国的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法学卷大概是编不出来的吧？”这也并非完全无稽之谈，中国曾经历了一段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年代，高等院校法律系大多取消，许多法学家被打成“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离开法学教研岗位，流散四方，使得编辑法学卷的任务更为必要和艰巨。    2018年12月13日，凌岩教授拜访张遵修老师。本人摄于张遵修老师寓所，下同。

     张遵修老师讲述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与李浩培先生的故事。 

但是，随着法学卷的编辑进程，这种担忧犹如晨雾烟消云散。在中国的大地上，仍有老一辈法学家健在，他们学术造诣深厚、成竹在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迫切期望国家实行民主法治的法学家们纷纷归队，重整旗鼓，以责无旁贷的心情接受编辑部的约请，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中，不惧繁忙、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投入编辑工作。法学卷的编纂从1979年起步，前后仅用时5年，就出版问世。

 

1979年9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的大百科法学卷编委会上，讨论了法学卷各分支学科负责人拟出的第一稿选条框架。主持会议的潘老要求大家会后抓紧时间，根据会上所提意见，在10月15日把各分支选条修改稿提交给编辑部，与会人员都表示同意。令张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父亲（白按：指李浩培先生）由于外交部公务繁忙，9月底就离沪回京。编委会在杭州继续开会期间陆续收到各分支修改后的选条。考虑到编委会会后就回北京，打算回北京后再找父亲要修改好的选条，没想到10月14日在杭州就收到了父亲从北京寄去的国际私法分支修改后的选条。张老师说，“李先生的信是8号寄出的，先生守时守信如此！我们深受感动。”

 

张老师提到在1982年的编委集体审稿会会间闲谈时的一个小插曲，“高铭暄先生对李先生说，我一生专攻刑法，就是因为听了您的刑法课，您讲的刑法逻辑性那么强，使我产生了兴趣，于是学了刑法。”张老师颇感奇怪，李先生的学术水平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民法方面都不可高攀，怎么会教了刑法呢？李先生淡淡地说，那年没有请到刑法教授。张老师无不感叹地说，高铭暄是当今中国刑法的第一把手。李先生当时在浙江大学法学院当院长，那年没有请到刑法教授，他就自己讲，讲刑法就像小菜一碟，结果就带出来一位刑法学大师！

 

父亲主编的国际私法分支条目，有的自己撰写，有的约请了最有学术成就的学者撰写，他们是卢峻、韩德培、倪征YU（日＋奥）和王名扬。按照姜椿芳总编的意见，法学卷的条目不能写深了，只写ABC。作者撰稿后，根据主编、编委会的意见修改，编委会交叉审稿，然后审疑难条目。国际私法分支要求以十万字的篇幅扼要地、深入浅出地阐明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使一个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只要认真阅读，就可以了解国际私法的梗概。张老师说，由于“国际私法条目的作者都是大师级学者，条目质量，堪称达到国家最高学术水平。这个分支学科书稿的质量完全不劳编委会主任张友渔担心，不必通过编写组集体审读讨论把关。”

 

法学卷自1979年起步工作，到1983年全卷发稿。张老师回忆说，那时编辑组忙得不可开交，经常睡在办公室生。杭州会议后，编辑组人员有所扩大，一位名叫阿去克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负责核对国际私法的稿子。李先生的稿子里有个词‘拜尔邦法’无法查到，就去请教李先生。李先生说，“拜尔邦是德国的一个邦，它的民法制定得很好，当时就叫拜尔邦法，拜尔邦实际就是巴伐利亚，如果觉得拜尔邦法不易懂，可以改成巴伐利亚民法典。”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指教，却反过头来谢谢那个毛头小伙子的提醒，改正了一个不妥之处。李先生太谦虚了，阿去克回来后极为感动。我们都觉得，不仅要向先生学习如何为学，还要向先生学习如何为人。

 

编辑法学卷难度很大。首先，这些法学家都非常忙，要恢复法律系、请教授、为报刊写文章，还要编写教材。文革时书籍都被查抄销毁，国外的教材很少。他们又忙又困难。可是这些法学家不计报酬，不怕劳累写作。张老师说，“法学卷第一版都是靠老先生们挖掘自己腹中的学问写就的。”

   再者，编辑法学卷时，虽与现在只相隔30多年，但物质条件相差甚远。那时没有电脑，出书还靠活字印刷。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电话还很少，大学系主任才相当于处级干部，家里配备电话。若只有教授职称，即使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大师，家里也没有电话。编书那几年里，编辑部与几十位学者联系，全靠走访与书信。那时诺大一个北京市里，只在西单等几处有出租车公司，遇有事情或活动，张老师就要到出租车公司去等出租车司机，而且车的质量也很差。有一次，她陪同陈体强先生（国际公法分支主编）乘出租车去看望王铁崖先生，行至半路车坏了，只好下车，满心愧疚地陪着多病的陈体强先生步行到公交车站，乘公交车前往。谈到陈体强先生的家，张老师说，“他家是两居室，中间有一个过道。家里只有一张方桌，他坐里边，我坐外边，就这样谈话。他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学家，家里没有电话。”张老师调侃地说，后来，她请一位编务帮她跑腿，结果成了私人快递。最令张老师感慨的是，陈体强先生重病在病房里还给编辑部写信，编辑部人员向遗体告别后，收到陈先生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的给编辑部的信。

   编委会副主任潘老要求每个学科的稿件要编写组集体把关，全书出版之前要开三个月的会，集体审阅全卷的稿子；很多法学家在学校教书，所以只有利用暑假开了两个月的会；但这两个月的会议没有任何报酬，只是提供开会地点、提供食宿。张老师说，此事放在现在根本不可想象。

 

1982年法学卷的编委们开会审稿，父亲因外交部日常处理涉外法律案件的需要，不能长时间脱产出席审稿会议，还请外交部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公文请假。张老师说，“李先生处处严于律己。我们每次去，先生都是走下楼来，穿过庭院，在接待室接见我们。”编辑都知道，组稿工作经常会遇到作者的拖延。父亲则极守信用，凡允诺何时交稿，届时编辑部一定能如期收到。编撰大百科条目时，父亲已70多岁，生活规律得像一座钟。偶尔半夜两点醒来不能入睡，便起身撰写百科条目。张老师说，他们听说后又吃惊、又感动，更怕有碍他的健康。

 

有时，张老师去找王名扬先生请教问题。一日晚饭后，她从北三环和平里下车走到经贸大学宿舍。那时那里还是农村，一路传来狗叫声，她壮着胆子走到王先生家。因为怕狗，她提了两个问题就要告辞。王先生说，别急别急，把问题都提出来，解决了再走。一直到9点多才问完问题。这时，王夫人和他的女儿抱着大衣等着，他们一家三口陪着她一直从经贸大学走到和平里车站。张老师深受感动，决定不回家了，直接回招待所继续编书。这样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我去访问张老师时，她正在撰写一本书，记录下那些感人的点点滴滴。

 

张老师说，“读稿时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经查阅参考书仍有不理解处，就注在送审打字稿边。当年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先生审稿，在提问处都一一作了解答。书稿上就留下了先生答疑的许多亲切笔迹。又如国际私法，过去我更从无接触。感谢外交部老专家李浩培先生，他执教有年，循循善诱，他的文章往往从案例开始说明概念。拜读先生手稿，有如听名师讲学，得到如坐春风那种快慰。”张老师谦逊地说，编辑部的人员都不是学法学的，他们觉得在编辑法学卷的过程中等于上了法学普及班。

 用张老师的话说，那时候，“她和编辑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真是玩命的干，住在招待所几个月都不回家。”他们尽力解决学者们写作过程中的困难，当好后勤。缺乏外国法学书籍，就帮助寻找和复印所需要的书籍；促使有关部门拨款，进口国外法学书刊。张老师还总结出编辑工作的五个阶段：即选题、组稿、案头工作（包括文字加工、资料核实）、名词统一、配图考虑。她强调每一个步骤都不容忽视，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认真对待。遇到原作者文稿超长，张老师往往要“熟读原文，吸取精髓，酝酿大百科全书文体，铺开稿纸，另行抄改”，然后再送交原作者复审。张老师说，“我们改稿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她清楚地解释了编词典与编百科全书的区别。“词典是一个一个的名词，而百科全书是一系列的问题。前者像一颗颗的枣，后者像一串葡萄，编百科比较麻烦，在一个条目下面还要列出参见有关的条目。责任编辑把相关的条目串起来，还要有索引。百科条目与论文写作的另一个不同点是，百科条目先写结论再展开。要懂专业才能编辑。”

 

附记：

  我于2018年12月13日陪同凌岩教授拜访张遵修老师后发了一篇微信，其文如下：

聆听大师的点点滴滴

转发凌岩老师今天发的微信如下：

有幸与白晟老师拜访了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张遵修老师。94岁高龄的张老师对1979年起航的该卷编辑工作记忆犹新，侃侃而谈：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背景故事、编辑部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法学卷各分支负责人感人的点点滴滴。张老师已撰写了这些法学家的故事，并着手将与各分支负责人的通信等资料交给他们的家人。我惊喜地看到前所不知的父亲为法学卷的出版写的英文介绍（未发表），还有...... 

     凌岩老师原微信里附图。

附笔：

于我而言，能够陪同凌岩老师拜访张遵修老师，特别是聆听关于东吴先贤李浩培先生为人为学的生动细节，真是如沐春风！李先生是君子，也是绅士（张老师语），学问精湛，律己极严，现场可以感受到张老师对李先生的崇敬之情！尤为难得的是，张老师思维清晰，记忆准确——某些往事甚至记得某年某月，叙述形象生动，以至于我的脑海里甚至有画面感！

我曾获凌老师赠送的李先生文集，小书《东吴身影》蒙凌老师厚谊为之作序，也曾拜访过李先生旧居，昨天获得的李先生的珍贵信息，丰富了我个人对李先生及东吴先贤的感知和认识。希望有机会重读、细读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