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身为潘先生十一名——不对，自黄风教授入门，已经是十二名——入室弟子之一，我是无可争议的最愚钝的弟子——年过半百才入门就是“铁证”！也因过了“知天命”之年才师从先生，深知先生的外语天赋、文史功底和法学素养都是愚钝如我无法企及的，只能力所能及地为先生做点“助理”工作——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

我为纪念会准备的发言也源自我接触到的珍稀资料，题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以费青与潘汉典的学术师承为重点”，大意为：先生最后的译作《权利斗争论》所用两个德文版本直接源自业师宾格尔，业师宾格尔和恩师费青都在《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1945年）里留有耶林的语录，恩师费青更对先生翻译耶林大作予以明确的鼓励和支持；先生于1944年从德文翻译了叔本华的论文（《潘汉典法学文集》未收），恩师费青于1934年前后的散文里就有对叔本华的精妙评论……。这一对师徒学术志趣、著述事业之间的传承清晰可见！   

当我发言之时，已有餐厅服务员前来善意提醒，纪念会业已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不仅超出预定时间，而且会影响餐厅的业务。尽管心有不甘，我还是仓促结束了我的发言……

在此我要补充说明一个重要细节。

以我入门十多年的经历，潘先生每年庆生都是12月3日前后，一如前引米健教授文中提及的2009年庆生和去年米健教授选择的发表忆文的具体时间。我找到一幅摄于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为潘先生庆生的旧影也可作为佐证。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同门为潘先生庆生，潘先生右手边是特邀嘉宾、我的法理学研究所谊兼师友的同事张贵成教授（也是潘先生东吴同窗程筱鹤大弟子），师母左手边为时任比较法学研究院领导之一的张生教授。

在我撰写的先生年谱里（包括载《潘汉典法学文集》里的第一版和拙著《东吴身影》里所附的第二版）都明确写道：

1920年 12月3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潘汉典先生（号宗洵）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

这是先生生前看到过的文字。

既然如此，先生百岁诞辰之日为何又选择了12月30日呢？

这是因为我在拜谒先生墓地时发现，墓碑上清楚写着“生于1920年12月30日”，我查阅先生身份证，也是如此记载。

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师母，师母也觉得有点奇怪，同时排除了公历与农历之间误记的可能。

最后是师母拍板：既然身份证是1920年12月30日，当然具有“法律效力”，那就以12月30日为准！

于是有了多年来第一次，先生庆生不是通常的12月3日前后，而是12月30日！

此事于我非同小可。我是先生年谱的作者，年谱开篇就是出生时间。虽然从法律上讲，先生生日改为12月30日并无不妥，但就历史真实而言，可能只有先生自己能够讲清楚道明白。可惜，先生已经远行，把“难题”留给了我这个愚钝的学生。我在无力无奈之际，也更加体会到先生仙逝留给我的无法弥补的缺憾！

不知不觉中，拙文已经写到十三小节了，时间更跨越了两年，该收笔了。

完全是巧合，走笔至此，李仁燕博士录制的纪念会全程录像资料正好完成下载。回放录像，心情依然跌宕起伏、“悲欣交集”。在此附上几幅翻拍件，与朋友们共享。

翻拍件之一，师母王昭仪先生以耄耋之年与会。

翻拍件之二，田茂兴博士主持会议。

翻拍件之三：李仁燕博士发言中（哽咽）。

我斗胆客串“业余记者”，绝对无法表达纪念会上踊跃精彩的发言，挂一漏万是必然的。就个人感受而言，千里万里隔不断同门对潘先生的思念之情，数九寒天的凛冽寒风也吹不灭嘉宾纪念潘先生百岁诞辰的热情。虽因疫情，纪念会以最小规模举行，但我相信，先生的言传身教、为人为学，已经如灯塔，照耀弟子们奋力前行！先生留下的名篇、名译等——包括有待整理的未刊稿等，必将永世长存！

2020年12月30日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东总部胡同“川百味”餐厅里的影像也会留存于我的记忆深处。先生百岁诞辰，我也体悟了“百味人生”！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导师潘汉典先生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