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郎官石柱记》，拓本帖芯20.2×13cm。上海博物馆藏。

　　《郎官石柱记》又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此石宋时已有刻本。字体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
　　《郎官石柱记》是传世最为可靠的张旭真迹，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拓本前后有胡孝思、王世贞、王鏊、翁方纲、钱泳、吴荣光、何绍基等十余人题跋。后有清末民初扬州人嵇燧为张长史造像一幅。

    历来评价甚高。苏轼云“作字简远，如晋宋人。”黄山谷更云：“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如《集古录》云：“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柱记》真楷可爱。”黄庭坚云：“长史《郎官厅柱记》，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苏轼云：“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行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广川书跋》也说“……及《郎官记》则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失守法度者至严，则出乎法度者至纵。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长史书者，是知骐骥千里，而未尝知服襄之在法驾也。” 《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这些评述，也从另方面说明了书法艺术中楷和草、严和纵的辨证关系。只有真生行，行生草。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此序楷势精劲凝重，法度森严，雍容闲雅兼而有之，是张旭存世的重要楷书作品。

    张旭（675-750），唐代书法家，字伯高，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张旭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那时候，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

延伸阅读

“草圣”张旭怎会穷得家徒四壁
　　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草圣”的，古代有“两张”，即后汉张芝和唐代张旭。现代有林散之。张芝字伯英，曾临池学书，池水为黑，家中衣帛书而后练。“练”，古人将布帛煮熟漂洗，使得柔软洁白。功力深厚，被誉为“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张旭生于唐上元三年，他母亲是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他初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张旭为人豪放洒脱，卓尔不群，与李白、贺知章是好朋友，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唐文宗下诏把李白诗歌、裴旻舞剑、张旭草书并称为“三绝”。张旭最有名的是醉书，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然后乘兴落笔成书，甚至用头发蘸墨书写，故又称“张颠”。

　　李颀 (690-751，四川三台人，唐代诗人)比张旭小15岁，两人堪称“忘年交”，他中进士后只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和仕途坎坷、贫困潦倒的张旭境况相似，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他对张旭的为人及书法非常了解，写了《赠张旭》一诗，对张旭的狂草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开头四句写出了张旭的几个最大特点，一是“嗜酒”，二是“无所营”，三是“穷草隶”。因为张旭出生在吴县，所以绰号“太湖精”。清代唐孙华也曾有诗：“卑宦曾为常熟尉，高名独擅太湖精。”

　　接下去描写他的创作状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露顶”，脱掉帽子，指不受礼节的约束。“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折叠椅。“洒素壁”，指在白墙壁上泼墨挥毫，也就是题壁。

　　那么，他当时的家境如何呢？“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因为他不会钻营，不治生产，所以身无长物，可以说家徒四壁。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豁达如故，高朋满座，与好友聚饮，通宵达旦，不知醉醒，及时行乐，书酒遣怀：“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

　　“瞪目”两字，看了让人感到沉重和心惊，流露出一位极具才华而又处于官场下僚的艺术家的激愤心情，怀抱才华而得不到施展，只能借助于酒，借助于笔墨，才能得以宣泄与抒发，久而久之，人们便以“颠”视之，称其为“张颠”。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的狂草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成就，令后代无法逾越。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评论认为：“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所谓“极限”，就是顶峰。                            （佚名）

    《二月八日帖》（拓本与翻墨本）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张旭所作。

释文：

    二月八日，复得鄱阳等，多时不耳，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