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俞樾手札二十四通（点击图片可放大）

    晚清成多禄跋俞曲园手札

    有清一代，书法可分两途。康、乾时期，书宗董、赵，以帖为式，风格清健流丽，儒雅闲静。然以承继为主。嘉、道之后，此风参以颜、柳，庙堂之气重而风流韵致少，故“馆阁”之讥，时或有之。与其反道而行之者，碑派兴起，渐成流风。晚清士大夫，初学阁帖，中年之后参以北碑，既增筋骨，又不乏生动。遂成一时之风尚。俞曲园即其一例也。
    曲园与小坡二十四札书信，以言学术、诗词者居多，时间大约在光绪八年（1882-1887）之间。信札之书体，除一通为隶书外，俱为行楷书。曲园早年科举应试，字体工整圆润，有馆阁之风。后习篆、隶，书风为之一变，隶形篆意，古朴厚重，不加雕饰，犹如经生治史。老年所书楷联，则参以碑意，大气重拙。然此册之书法，除古朴、重拙之外，更有气质闲雅，潇洒风流，宋人之意跃然纸上。此或翰札特有之形态，抑或特有之魅力也。

    俞樾书作

    俞樾蜡像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主讲于苏州云间书院、紫阳书院及上海求志书院。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同治七年（1868），受浙江巡抚之邀，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辞讲，历时三十余年。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光绪三十二年卒于苏州，享年八十七岁。曲园一生著述宏富，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义举例》、《九九消夏录》、《曲园杂纂》、《俞楼杂纂》、《茶香室经说》等，据《春在堂全书》总目所录达三十八种之多。

    成多禄（1864-1928），吉林人，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他精诗文、功书法、诗词、文稿，墨迹遍及东北三省，驰名全国，被喻为“吉林三杰”之一。民国初年任吉林省第二届参议院议员，民国教育部审核处处长，且为官清廉，被群众誉为“清廉太守”。
    其父成荣泰曾任吉林乌拉总管衙门六品骁校，授中宪法大夫，对子女要求甚至严。自幼颖慧好学，五岁始识字，八岁能诗，每书必抄，记诵耳熟。年十六应童子试考取附贡生，列为案首。二十二岁遴取为光绪乙酉科拔贡。1886年，在京候考，闻父病故，急于奔丧，未能应试。1893年，考国子监，“八百余人余取第一”，以为科举考试定能得中，谁知“甫入场，即感寒大病，昏昏然不复醒人事，遂狼狈而出……于是归家，不复做科举想矣”。
    因家境不顺，直至三十一岁始进京参加顺天乡试，但因患病晕场，从此绝意功名。三十六岁出山，先后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幕主文案。以候选同知擢升首任绥化知府。三年挂冠，遍游江南，以文会友。后游幕奉天、江苏。
    成多禄就读于崇文书院，才智愈加深广，诗词创作也得到较高成就。与此同时，多禄的书法艺术日益精炼。传说多禄练字于北山关帝庙西廊房内，仅“福禄寿”三字就连续写了三个月，每写完10张，将纸摞放一起，用刀刻，观字形笔划是否一致，以检验手笔功力，练字之纸车载有余。1898年出山后，先后入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幕主文案。1905年，以候选同知擢升首任绥化知府。多禄为官清廉，因感“贿赂公行，亲贵用事”、“去末季不远”，遂于1907年辞去绥化知府职，随原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去江苏。　　
    多禄搬迁南下时，人们发现其家当甚少，而书籍满载。送行友人颇多感慨。多禄却说：“人生万贯不为奇，架上有书乃富翁。”绥化一带群众称其为“清廉太守”。多禄在江苏两年多，遍游江南，以文会友，留下不少诗词墨迹，使关东文化流入江南。现在苏州市沧浪亭公园与网师园廊壁上的6首五言律诗石刻，是多禄1909年留下的墨迹。　　
    辛亥革命后归乡，1916年，多禄被选为吉林省第二届参议院参议员，中东铁路理事会董事。晚年寓居北京。张作霖在京组织安国军政府时，任全国参议院议员，1927年被任为中华民国教育部审核处处长兼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晚年寓居北京，将宅院辟为澹园。1928年，多禄病逝于吉林寓所，终年65岁。成多禄一生淡于荣利，主要以诗歌、书法见重于世。其诗格调高远，沉雄稳健，尤擅律诗，是北方主唱之一。一生诗作不下千首。有《澹堪诗草》二卷和自订年谱一卷行世，有今人翟立伟、成其昌等编注《成多禄集》，收辑成诗八百六十首。先生书法造诣颇深，取法欧、颜、苏、翁各体，不落窠臼，卓然成家，被今人目为东北四大书圣之一。成多禄诗词、文稿、墨迹，遍及东北三省、北京及江南各地。其匾额、楹联，在京、吉、奉、哈等地颇受推重。

延伸阅读（一）

    清代刘翰华小楷临赵孟頫《闲邪公家传》


















    清代刘翰华临赵孟頫行书题跋

    刘翰华（1779-1851），字焕亭，号实斋，又号春晖居士（较少用），甘肃会宁县城北关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癸酉科拔贡，朝考一等授七品小京官分工部学习，叙升工部主事、擢御史，工部员外郎、以年资积升工科给事中，仕至刑科掌印给事中，詹事府少詹事（存疑），诰授中宪大夫（正四品）。生性直谅，遇有宜言，无不謇白。
    刘翰华正直、敢言、忠诚名震一时。不屑趋附，未得外授，旋辞官引退（据流萤著《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仅以刑科掌印给事中终。卒谥“文恭”。天性聪慧，博览群书，幼读时即好摹大小王，书法很早已为乡人所重，中年后尤耽松雪（赵孟頫，元代大书画家）。被推为京师中第二善书者（据《会宁县志》）。又有说在当时京城评选书法时荣获第二名（据流萤著《塔影河声》——兰州碑林纪事）。至老愈遒劲，其书驰誉京师，人争宝之，索之者众，一时有“铁门槛”之美誉（据清代翰林甘肃定西诗人文学家马疏为其撰的墓志铭底稿）。擅楷行书。

延伸阅读（二）

清代书法概述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聋、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力和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传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宸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幸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者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展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贴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和郑簠、金农、郑燮、李（鱼单）、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量，璀灿夺目的境地，可胃是中国书法文化中的一大景观。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