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夫人塔铭》（吴湖帆跋）。上海图书馆藏拓本。

    《程夫人塔铭》，唐文明元年（684）十月五日刻。楷书，15行，行15字，撰书人不详。

    石斜断为二，佚石上大角，开成第一行存8字，末行存十三字的斜角残石。石旧在陕西西安，今佚，另有翻刻数种。原石拓本稀见。

    此铭书法深得二王精髓，又具褚书风范，与《王居士砖塔铭》异曲同工。此清康熙拓本，钤“郃阳车氏聘监拓印”。经屠朝柱、缪曰芑、吴湖帆收藏。蒋节、方平、吴湖帆题跋，有李焕文观款。共5开，册高29.2厘米，宽十五厘米。碑文三开，帖芯高18.7厘米，宽8.8厘米。

    唐代《窦娘子墓志》 
 
    《窦娘子墓志》全称《唐侯君集母窦娘子墓志铭》，刊葬于唐贞观十一年（637），一九五八年出土于陕西省旬邑县太峪公社文家大队冢子胡同的大冢子旁（《咸阳碑石》云为一九七一年旬邑县郑家乡安仁村），现存旬邑县博物馆。墓志盖拓片边长五九厘米，盏顶题“大唐故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侯使君夫人潞国太夫人窦氏墓志”一十五字，五行，行五字，阳文篆书，有方界格。墓志石拓片边长五八厘米，志文二二行，满行三二字，共四百六十八字，楷书，有方界格，无撰书人名。
    志主为时任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之母宝娘子，志盖所题因侯君集封爵而称潞国太夫人。宝氏祖弘，魏新野、扶风二郡太守，父璨，京兆郡丞、隋襄州长史，均未见载史籍。据墓志文可知宝、侯两族的世家联姻关系，并知君集父尝任泰州诸军事泰州刺史，可补史阙。窦氏为扶风平陵人，自称为西汉孝文帝窦皇后后裔，贞观六年卒于麟游九成宫，年八十，十一年归拊侯氏祖籍旬邑，当是从侯氏祖茔而与君集父合葬。侯君集为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早年以武勇入秦王李世民幕府，成为关陇集团干将，数从征伐，参与谋议。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李世民郎皇帝位后封为潞国公，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十一年封陈国公，拜吏部尚书，十三年征高昌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十七年图形凌烟阁功臣，同年因与太子承干谋反被杀。有传见《旧唐书》卷六九《新唐书》卷九四。志文以“阴版”一词代称墓志，颇为罕见。
    墓志之引人关注处乃是其书法风格颇类欧阳询手笔，结体右倾，字形瘦长，锋棱外露，险峻刻厉，特别是“礼、光、克、绝、已、九、也、兆”等字的“乙”法，“考、野、乎、丁”等字的“*”法，皆表现为隶书的兼方带圆的用笔特式，俨然是“骨秀神清，森森焉若武库矛戟”的欧书面貌，尤其与《仲尼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千文帖》及《皇甫诞碑》最为形神相似，而与腴润有致、浑穆高华、点画工妙、意态精密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与《九成宫醴泉铭》等略不相合。所以从书写时段与风格考察，多显纤软稚嫩面貌，少见精熟老成气象，或缘摹刻不佳而不尽爽惬，如“义”字过于欹斜，“山”字中竖、“礼”字“乙”笔，皆有起笔纤软的感觉，疑是传承欧书衣钵之高手所为，恐非率更亲笔（《书法丛刊》二○○七年第三期考为欧阳询所书）。然而郎便如此，其书法仍不失为初唐楷书的上品，且可以作为研习欧书的良好模板。
 
释文：
    夫人讳娘子，扶风平陵人也。观津肇其世族，安成资其家庆，安丰、魏其，才称不世，广国、长君，退让行己。自尔蝉冕交暎，徽猷无绝。祖弘，魏新野、扶风二郡太守，建昌县开国公。风度闲举，器识详济，不以豪右自居，不以才望矜物。父璨，京兆郡丞，隋州长史。文武兼资，风云蕴秀，袀（祗）服盛业，丕成家绪。
    夫人育庆含章，承规履素。婉嫕淑昚（慎），式穆中闺。内柔外庄，统家有制。仰肃箴训，俯综工业。紃组必殚其能，飦饴无阙于礼。百两言归，永隆克配；六行昭备，四德光宣；孝敬自衷，率由斯至。及丁哀疚，殆不胜丧。粪土货财，宝重仁义。分彻家产，散给宗亲。奉上虔恭，接下慈惠。礼无愆物，德不匮身。天道徒言，辅仁虚设。以贞观六年六月廿二日卒于九城宫，时年八十。以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归祔于豳州三水县仁安乡山，礼也。
    夫人神机外举，清爽内融。教子义方，亲劳慈勖；宦成名立，并曳龟组。第五子君集，兵部尚书、潞国公。出车搃众，雄略英谟；论道经邦，寄身衡宰。践霜露而增感，泣风树而长号。惧海田岸谷，镂兹阴版。乃为铭云：
    世禄相仍，家传戚里。揜暎门伐，蝉联贵士。惟祖惟考，教义行已。福禄如茨，庆源不已。挺生淑媛，含章内暎。婉娩兰情，优柔葸性。喜愠不形，为（原文是门字内一个为字）门流咏。母道克昌，子孙繁暎。高门长戟，惟人无竞。嗟乎逝者，埋魂楚琴。松惊风迥，月野烟深。千秋万祀，兰菊徽音。

    唐《高福墓志》

    唐《高福墓志》全称《大唐故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府君墓志铭并序》，清乾隆年间陕西西安出土。镌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长安。初在农家，几为础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毕沅以二万钱购得，移置于灵岩山馆，后归吴县蒋敬臣。季良撰，孙翌行书，27行，行27字。志长74、宽75厘米。
    原石拓本第一行“故”字周围无损，翻刻本上下及左侧均有石花；第2行“丽正殿修撰”等字同三行“劳息”下“之”字与“达人”下“一”字间均有直道锥痕，翻刻本则无；原石第五行“主君”之“主”字首点损，翻刻本完好；“讳福”之“福”字右下角“田”部可辨，翻刻本泐”；原石第十四行“朝议大夫”之“议”字“言”旁损，翻刻本完好；第24行末“让”字，原石损末笔，下无石花，翻刻本“言”旁连及下石花。
    北京图书馆藏较早整幅原石拓本，系梁启超旧藏。有其题签并钤“饮冰室藏”章。

    唐代《梁师亮墓志铭》

    《梁师亮墓志铭》全称《后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铭》，楷书，万岁通天二年（797年）三月。

延伸阅读

唐代碑刻

    唐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亦是文化光辉灿烂，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故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可与书法昌盛的晋代相媲美。这时期书家辈出，流派众多，名碑、墨迹尚多。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对楷书进行了大加工。这种唐代的楷书是继魏碑之后，我国书法史上又一大的楷书体系，长久以来成为学楷书的正规风范。所以，可以说这是任何朝代所无可比拟的。在我国书法史上可以说群星闪耀，百花盛开，绚烂无比的一个时代。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帝王大多数爱好书法，如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王中是一位很是出众的书法家，他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例。如他书写的碑刻《晋祠铭》、《温泉铭》就是二个典型的例子，随后就有武则天书写的《升仙太子碑》，中国妇女书碑始终此石，尤其珍贵。唐玄宗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现传世著名的碑刻有《凉国公主碑》、《纪泰山铭》、《石台孝经》、《杨?碑》等数通。总之，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书写了一些流传至今仍为人们啧啧称赞的著名碑刻。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上行下效，造成有唐一代书法特别盛行。

    唐代书法极盛，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大书家，书写了大量的著名碑刻。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写了一些著名的碑版。如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等。 
    唐代碑刻有以下特点。
    首先，碑体高大，其碑身一般高2米，宽1．4米以上。如《华山庙碑》，据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为祭唐代封的“金天神”——西岳华山之神，亲自写了一篇《华山铭》并刻成了《华山庙碑》，安置在华山庙中，其碑由几块石头合成，高10多米。可惜，此碑已被毁坏。现存最大的石碑，恐怕要算矗立于嵩山的《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了。该碑刻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李林甫撰文，徐浩书丹。隶书25行，每行53字。碑体巨大，气魄宏伟。通高9米，宽3米，厚1米多。该碑上下四周浮雕精美。碑首上有顶盖，刻云龙嵌珠，碑座有佛龛造像。碑额有裴向篆书“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11个字，碑身徐浩隶书文，笔力道劲，字体规整秀逸，堪称碑中一绝。
    其次，陵墓碑和祠庙碑较多。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将士有感情，生前就规定：他的功臣大将去世以后，一定要埋葬在他的陵墓左右，从而形成了文武功臣陪陵制度。庸太宗墓称为昭陵，陪葬的功臣、将相和嫔妃、公主等共计有100多人，每人墓前都竖立墓碑。所以碑至今尚存40余块，其中有《李勣[音ji，基]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将，因战功显赫，赐姓李，又避唐太宗讳改成此名。该碑刻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并书丹，行书32行，每行90多字。高宗书法受太宗的熏陶，颇有神气。其碑现在仍存原地(即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内)，高7．5米，宽1．3米，厚0．7米，其碑体为昭陵墓葬碑之冠。《述圣记》，唐文明元年(684年)建高宗乾陵时刻。碑用七块大石累积而成，高6．5米。碑身7节，取意于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称“七节碑”，现存陕西乾县(原乾州)。武则天撰义，庸中宗书丹。书法严谨整饬，文体为骈文，共46行，每行120余字，总计5500余字，现存1600多字。内容为颂扬唐高宗之“圣德”，但由于该碑倾倒较早，全文尚未为人所见。
    第三，名书法家书碑盛行，从而保留了大量名家真迹。唐代著名书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薛稷和薛曜兄弟、颜真卿、李邕、蔡有邻、韩择木、梁升卿、徐浩、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刘禹锡等人，都书写过不少碑文。欧阳询书写了《九成宫醴泉铭》、《房彦谦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20多件石刻。李邕书写了《大照禅师碑》、《李思训碑》、《东林寺碑》、《端州石室记》、《卢正道碑》、《麓山寺碑》等30多件。颜真卿写了《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元结墓表》、《多宝塔感应碑》、《李玄静碑》、《东方朔画赞碑》、《放生池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离堆记》等90多件。柳公权书写了《玄秘塔碑》、《李晟[sheng胜]碑》、《苻璘碑》、《神策军碑》、《冯宿碑》、《魏公先庙碑》等60多件。其他如欧阳通写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都是很有名的楷体书法碑，为历代书家所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草书，用行草书写碑开了一代书风。他亲自用行草书书写《晋祠铭》(现存太原)、《屏风碑》(现存浙江余杭)、《温泉铭》等。温碑铭原石早佚，敦煌石室中存有唐代拓本，现有影印本流传。怀仁和尚花了20多年工夫集成的《集王书圣教序》，足著名的草书唐碑。
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自己也写得一手优美的汉隶，据说他一共写有30多件，现存于世者，还有大约10件，《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王仁皎碑》、《庆唐观纪圣铭》等即为其手迹。其中《庆唐观纪圣铭》刻于开元十七年(729年)。碑在山西浮山县，因地僻人稀，知者甚少，所以捶拓者不多，碑保存也好。这是了解唐玄宗隶书的绝好材料。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隶书家，如史维则等。史写有《大智禅师碑》、《庆唐观金策斋颂》等40多件。其中《大智禅师碑》，碑阳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计32行，每行61字；碑阴较碑阳晚刻五年，计27行，每行9字，书法道劲，有骨力，清朝学者孙承泽推崇此碑书法为开元时期第一品。蔡有邻写有《尉迟迥庙碑》、《庞履温碑》等隶书碑。韩择木写有《告华岳文》、《叶惠明碑》等隶书碑。
    唐代大篆书家李阳冰[音ning，宁]，自命不凡，夸口说：秦代李斯以后，篆法直接传人就是他了。在唐中期的天宝、大历年间，他刻写过许多篆字碑和碑额，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三、四十件，但现存者只十六七件了。
    第四，反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碑刻较多，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唐蕃会盟碑》，刻于唐长庆三年(823年)，竖于西藏拉萨大昭寺，至今尚存。碑阳右侧汉文，楷书，左侧藏文，内容记述唐蕃和约盟文；碑阴记载吐蕃起源、发展等历史情况及唐蕃会盟经过；碑侧记述参加盟誓双方官员姓名。据史书记载，唐蕃会盟前，曾屡战屡和，此次会盟划定唐、蕃辖界，并刻于石，使子孙后代铭记，标志着唐蕃之间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数百年间未再发生过一次大的战争，有利于汉藏两族的发展。此碑是研究汉、藏民族关系史的绝好实物材料。《南诏德化碑》，约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五年(766年)，碑在今云南省大理南太和村西。碑高3．02米，宽3．27米。内容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是研究南诏史的第一手材料；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前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成员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是赞扬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通高280厘米，宽85厘米，厚16厘米。碑首额上刻十字架。碑阳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70名景教僧的名字和职衔。碑文计32行，每行62字，分序、颂两部份。内容主要是叙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研究唐代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此碑在明朝末年出土后，不但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也引起外国传教士的兴趣。19世纪初，曾有人想偷运此碑出境，由于广大群众的保护，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现存西安碑林。
    上述四个方面的唐碑，既反映唐代碑刻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碑刻进入高峰时的盛况。以后各朝代，虽然各有特色，但未再出现新的刻碑高潮。
    总之，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仅龙门、唐人造像即有千余种。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唐代的碑志，明清时期出土很多，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将有四五千件，这对考查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

    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潇条。但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文坛上，特别是词的兴盛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大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领域里，绘画方面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惟独书法艺术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这时的书法大家杨凝式外，书有《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及《夏热帖》等。其他几乎寥寥无几，而无著名的碑刻传于后世。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