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隶书《嵩阳观记》（拓本一，选页）

    徐浩隶书《嵩阳观记》（拓本二）

    《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二月刻，碑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隶书25行，行53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碑阴刻有宋熙宁辛亥张琬等名家题名。清王澍《虚舟题跋》说：“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
    唐时多以楷法作隶书。然而，欣赏徐浩《嵩阳观记》碑刻，他隶法多以篆入，取法汉碑。劲健而不失飘  《嵩阳观记》局部逸，舒展而不失沉稳。赵明诚评说：“其文与事俱不足道，正宜铲去之为名山洗垢，惟是碑为徐定公浩古隶，笔法遒雅，姿态横生艺林中以自难废耳。”（《说嵩》)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徐浩的隶书也难免以受楷法用笔的影响，转折稍硬，挑提欠含蓄。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官至彭王傅、会稽郡公、太子少师。徐浩自幼精通翰墨，其祖师道，其父峤之，均是书家，浩深得家传，又书宗二王，尤醉心于王献之。《宣和书谱》称：“盖浩书锋藏画心，力出字外，得意处往往近似王献之，开元以来，未有比者。”玄宗时，宰相张说见所作《喜雨》、《五色鸽》两赋，十分器重，荐为丽正殿校理。唐肃宗即位，受到肃宗宠爱，由襄州刺史召为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其手，其书法作品在民间多有流传。徐浩长于鉴赏，两次受命访书，收集二王书迹。有《古迹论》、《论书》传世。他善书法诸体，曾写屏风42幅，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八体皆备，其中“朔风动秋草”等十多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李邕赞云：“徐季海书若春云之高，无梯可上，幽谷之深，无径可寻，开元以来无比者。”但对他的字表示不满的人也有不少。如《吕总续书评》云：“徐浩真行书固多精熟，无有意趣。”李煜也说：“徐浩得右军之肉而失于俗。”米芾甚至说：“《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研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所传书迹，除《不空和尚碑》外，还有隶书碑《嵩阳观记颂德感应颂》。墨迹《朱巨川告身》等。

延伸阅读

唐代隶书与清代隶书 
    隶书，自先秦至当代，在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其规矩有则，法度易掌握，操作简易，实用美观，深受各代人的喜爱。但由于时风的影响，各代隶书的命运则是不同的。从书法发展史来看，隶书有两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清代，在这两个高峰之间，有一个谷地，那就是唐代。其在楷书创作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种独足的发展却给其他的书体带来了先天的不足。分析唐代与清代隶书的不同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个时代的时风及创作语言的不同点，给当代隶书的创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区别唐隶与清隶的一个显著的标准是取法不一样，唐人隶书以楷法书之。清代的隶书取法汉碑，这可以从清代的书学论著中找到答案。清魏锡曾在《书学绪闻》中为初学书法者提供了一条学书道路，其说“篆取原刻《石鼓文》，原刻泰山秦残篆十字，唐-李阳冰《三坟记》，隶取汉《礼器碑》、《百石卒史碑》、《史晨碑》、《孔庙碑》、《尹宙碑》、《石门颂》数种，剪贴成册，于此中择篆隶各一种令习书者以油纸碑影写，亦皆提肘回腕，羊毫浓墨日课无间。”从这段论述可看出，清人临隶书的范本来自汉碑，且用笔是羊毫，“羊毫浓墨以振其力，使起笔不得不逆，住笔不能不到，脚踏实地，自无牵纽描画之弊。”（见《中国书学论著提要》——陈滞冬 第341页）唐隶不是取法汉碑，而是用楷法作隶书，唐代擅隶的代表书家多不通《说文》，不能取法篆书以丰富隶书之趣。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则是时代风气所致。唐人并不是见不到汉碑，清人也不是只看到汉碑。从唐到明清，各代人都能见到汉人隶书碑碣。清代考据之学的兴盛，尊碑抑帖，书法家追求反朴归真，这种尚质的风格决定了隶书在清代 书法中占重要地位，这也决定了清代隶书必然超越唐代隶书。正如清-扬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绶、陈曼生鸿寿、黄小松易四家之分书，皆根底汉人，或变或不变，巧不伤雅，自足超越唐宋。”
    汉隶当来自秦隶，秦隶是什么样呢？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 第26页）而汉代隶书可分为两类，一是八分，用篆笔作汉隶。二是汉隶，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名称相同，但写法不一样。如果说唐人也继承有汉隶的因素，也最多是这类情况。
    秦有隶书，但真正确立和完善却在汉代。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古体与今体的分水岭。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笔法的革新，那就是波折和出锋。笔法中有方笔和圆笔。隶书主要是用圆笔来表现的，而方笔是以隶书开始的。分析秦汉隶书，有方笔也有圆笔，如南方的江淮汉简多篆意，用圆笔表现，而西北汉简则多方笔。到东汉以后，多用方笔。在笔势上，出现左掠右波的特征，这一特征发展到唐代，则出现了一种程式化，把隶书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如果从书法发展史来看，方笔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其打破了圆笔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撇，捺，折等笔画，是楷书的基础 ，后世的行、草书都是从隶书蜕化出来的。但若一味地强调单一的用笔，就可能走向反面。隶书是楷书的基础，但唐人却用楷法写隶书，失去了古味，徒具其形。清-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其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中国书学论著提要》第311页）这段论述切中唐代隶书的要害，是唐代隶书走向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分析唐玄宗《石台孝经》，则可看出这种现象，点已不是圆笔，钩画出锋，明显受楷法的影响。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的笔法、笔势也是此。
    清代碑学的复兴和发展，使人们对金石文字大加重视。帖学逐渐衰落，如何继承和发展书法艺术，在当时的书坛上，涌现出了许多勇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推出了“尚质”的理论，认为书法要发展，必须从源头处寻求变法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必须从唐碑以前的魏碑和汉碑中去发现和总结。清代的隶书高手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桂馥、伊秉绶、王时敏、金农、陈鸿寿、赵之谦等都是隶书高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取法汉碑古法，都精通篆书。因此，其隶书的笔法有圆有方，面目多样，各有千秋。尤其是金农的“漆书”与汉诏书上的隶书一致，方圆相济，伊秉绶的隶书笔法沉雄质朴，以汉《衡方碑》额悟入，以篆书笔法作隶， 古味浓烈。从这也可看出，唐代与清代隶书在笔法上有极大的区别。

                                                                             （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