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拓晋唐小楷单册帖（美国安思远藏本选页）

    旧拓《晋唐小楷》集魏锺繇书《宣示表》（残石拓本）、传为晋王羲之书《孝女曹娥碑、《乐毅论》、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唐虞世南书《破邪论》、褚遂良书《阴符经》等小楷书六种于一集，美国安思远藏。 　　
    摹刻小楷书，宋代开始盛行，各种丛帖多刻有小楷书。其中以越州石氏帖最为著名，小楷帖多而摹勒精细。帖为宋绍熙间（1190-1194》越州石熙明摹刻。宋陈思《宝刻丛编》着录此帖目录，后世单刻帖及丛帖中小楷书多从此帖及宋刻丛帖中摹出。越州石氏帖存世极少，流传多为各种翻刻伪充石氏真本。学者认为清李宗瀚所藏《晋唐帖十一种》（清王文治题签）当为越州石氏原石拓本，此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有印本。明清收藏家好集各种晋唐人小楷书，有取自单刻本，有从各种丛帖中拆出装为一集，这类藏本流传很多。此本小楷六种，有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子京收藏印，后有清末翁同龢题跋，此册是否项子京手集则不得知。 　　
    此册锺繇书《宣示表》为宋刻残石所拓，拓本虽残存二十字，但笔昼丰润，起止有度，翁同稣以为“极离方逊圆之趣”。又翁谓：“此册《乐毅》海字不全本，当是高中学士家真石”，“《画赞》（按此本未见有《昼赞》）、《曹娥》、《破邪》三帖亦同时所拓，古光烂然，岂即越州石氏刻邪？未能定也”。按此数帖与李宗瀚藏越州石氏本相校，此似从越州石氏本翻出，与《乐毅论》均非越州石氏原石，但摹勒精微，可供学习研究小楷书参考。

延伸阅读（一）
《旧拓晋唐小楷》辨伪与《怀素自叙》问题

    《旧拓晋唐小楷》(安思远藏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原来是和怀素《自叙》(故宫藏墨迹本)风马牛不相干，只因拓本上的一方收藏图章“赵氏藏书”，吸引了几个人大做起关于怀素《自叙》墨迹的鉴定文章，一时声名鹊起。
    首先对这方“赵氏藏书”印文给予关注的是台湾学者王裕民先生，王氏发现此印与怀素《自叙》水镜堂刻本中所刻“赵氏藏书”印文很相似，于是台湾李郁周先生抓住这一现象，断言此印是怀素《自叙》的收藏者南宋宰相赵鼎的真印，而怀素《自叙》(故宫藏墨迹本)上的“赵氏藏书”印因与该印略有不同反而成了伪印。李氏并且据此进而断言怀素《自叙》(故宫藏墨迹本)是明代文彭摹写伪造。李郁周的这些论说分别见于他多次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中，后来李氏又声称《自叙》文前所钤的“物外奇宝”白文印也是赵鼎的收藏印，似乎发现了《自叙》墨迹“文彭伪造说”的新证据，急忙在有关媒体宣扬此说。
    基于李氏《自叙》(故宫藏墨迹本)“文彭摹本说”的不妥，笔者撰文《怀素〈自叙〉水镜堂刻本之误刊宋印考》(发表于2005年9月28日《中国文物报》和2006年第3期的《收藏》杂志)指出：
    “李郁周先生所引王裕民发现的作为佐证的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一方‘赵氏藏书’印文，实不足为据……笔者经过对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所钤之印，如项子京、张则之的四方印章的反复核对鉴析，发现这些印章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上海博物馆编辑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和一些传世古人墨迹上的上述项、张的这四方真印来和《晋唐小楷》拓片上的印章相比，两者之间，印文显然不符，后者均疑为后人伪造之印。试想：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明人收藏印都存在问题，难道这方宋人的‘赵氏藏书’印章反倒成了佐证故宫藏《自叙》墨迹上‘赵氏藏书’印章是伪印的真印了？”同时随文刊出真伪对比的四方项、张印章，以供读者鉴别真伪。
    不料，《书法》杂志2006年第7期刊出《也辨怀素〈自叙帖〉》一文(作者王铁)，文中不但轻率地庇护《旧拓晋唐小楷》上的明人伪印：“这些印与大量的其他的传世名迹上的项元汴的印记毫无区别，凭什么说这些印是伪造的？”而且指责笔者“说《晋唐小楷》上的项元汴的印是伪造的，实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嗣后，2008年第4期《书法》又发表了《也辨怀素〈自叙帖〉(续)》一文，文中不但重申赞同李郁周的《自叙》墨迹(故宫本)是明“文彭所摹”之说，而且找来了几个新的证据：如《旧拓晋唐小楷》上的“缉熙殿宝”(南宋理宗印)和“家藏宝玩”(南宋张姓之人印)，以及王羲之《雨后帖》摹本上的“四代相印”等等，还搬出故宫藏《宋拓宣示表》拓片，来论说《旧拓晋唐小楷》“是真正的宋拓本”，继续吆喝李郁周的《自叙》(故宫藏墨迹本)“文彭摹本说”。
    鉴于海峡两岸各有一人利用《旧拓晋唐小楷》上的伪印在关于怀素《自叙》(故宫藏墨迹本)的鉴定研究问题上遥相呼应，指鹿为马，大有“三虎成彪”之势。笔者不得不再次草成此文，以澄清有关事实，还鉴定以严肃科学精神。不妥之处，望识者指正。
    一、《旧拓晋唐小楷》(安思远藏本)是否宋拓？
    1.文物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该帖时定名及王靖宪先生为该帖所写《后记》中均按原题签作“旧拓”。
    2.翁同龢跋该帖说：“岂即越州石氏刻邪？未能定也(越州石氏所刻小楷帖为南宋刻帖善本)。”
    3.王靖宪《后记》中说：“按此数帖与李宗瀚藏越州石氏本相校，此似从越州石氏本翻出，与《乐毅论》均非越州石氏原石，……”
     由此可见翁、王两人对《旧拓晋唐小楷》的鉴定是持慎重态度的，均未将“旧拓”抬高至“宋拓”（权且不论翁跋之真伪）。
    再看王铁《也辨怀素〈自叙帖〉(续)》文中所说：“安思远所藏拓片的印章除了‘赵氏藏书’以外，尚有‘缉熙殿宝’印章一枚之半边……而故宫所藏拓片，除了翁方纲等已确诊是宋拓本以外……因此，以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面的两张《宣示表》拓片皆是真正的宋拓本，有什么必要去伪造什么‘赵氏藏书’来抬高其身价？”请注意王铁先生的鉴定方法：故宫藏拓片翁方纲等已确诊是宋拓本，所以是宋拓本，所以和《旧拓晋唐小楷》中的《宣示表》两张拓片皆是真正的宋拓本。十分轻松地唯题识所从，视印鉴而定，不知拓本之所出，不考书艺之优劣，不问纸墨之古今，不究证据之真伪。
    上文最后一句是针对笔者而言，因为拙文曾说：“《晋唐小楷》拓片上这一方难以判断的‘赵氏藏书’印章的来历，至少存在着二种可能性：一、是为了抬高《晋唐小楷》拓片身价而仿水镜堂本《自叙》上‘赵氏藏书’印的赝品。因为同页上方所钤的明人四方收藏印都是赝品，当是与项子京、张则之的伪印同时伪造之物。”
    那么即使是真正的宋拓本，有没有必要去伪造假印来抬高其身价？按照王铁先生的逻辑来推论：没必要，真宋拓上无假印。那么《大观太清楼帖宋拓真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上钤盖的“山谷道人”印也是真的（图1）？是黄庭坚死后四年再到阳间来加盖的？!那些鉴定书画时就印论印，轻信盲从而不辨真伪的人，是被迷了心窍，还是尚未开窍？
    关于《旧拓晋唐小楷》这类拓本的断代鉴定，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黑老虎”赝本满世界。前辈张伯英《庚午消夏录》说：“《十三行》帖有翁覃溪、张叔未题跋者皆争购之，不问帖之优劣真伪，世人以耳代目良可笑也。”“《黄庭内景经》往见一本与《丙舍》、《宣示》同装。二帖实《停云》本，而翁覃溪、崇语铃定为宋拓。”(见《张伯英碑帖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中说：“魏钟繇《宣示表》尚有残石本存十八字，亦宋刻。有翻贾刻本及残石本多种，字口光滑，易辨。”《旧拓晋唐小楷》中《宣示表》残石拓片正是”字口光滑”，后人翻刻之特征“易辨”。不识“黑老虎”之厉害，若非被黑老虎所吃，便是吃药黑老虎。只怕是吃药吃到王羲之那样，误将毒药当补药吃，吃死了依然被蒙在鼓里。
    二、《旧拓晋唐小楷》(安思远藏本)上所钤古印是否可靠？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宋拓既疑，其印却真？
    该帖上所见较重要的古印有南宋的“赵氏藏书”“缉熙殿宝”“家藏宝玩”，明代的“张则之”及项子京多方藏印。只要眼力正常的人，稍稍注意一下，便会发现这些“古印”全系一手伪造。现再将“缉熙殿宝”和“家藏宝玩”的真印与此帖上的伪印相互对照(图2)，请读者来看看究竟有无差异。
    对于王铁曾经质问的“《晋唐小楷》上的项元汴的印有几十个，并不是只有三个，如果这三个印是伪造的，其他几十个印是否都是伪造的？”所以王氏这种信口开河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面对这个所谓问题，笔者只好再列出《晋唐小楷》中较清楚的项氏三方有代表性的印章，再次请广大读者来鉴定印章的真伪(图3)。
    关于“赵氏藏书”印章的问题，目鉴即可识别真伪(图4)，在书画鉴定时缺乏必要依据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目鉴来解决问题。这并非是带有随意性，而是取决于鉴定者的目鉴能力和学术态度。这在鉴定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东晋《伯远帖》、唐《书谱》、《祭侄文稿》等经典书法，便是在缺少真迹对照的情况下定为王珣、孙过庭和颜真卿手书的，鉴定的根据，就是目鉴。这些法书并不会因个把丝毫不懂书法的人说“毫无根据”而消失其耀眼的光芒。古语说：“可与知者道，难与(缺少目鉴能力之)人言”决非毫无根据的，当眼皮底下的根据都不能识别时，聪明者就会选择放弃。当然我们也要从其他方面综合论证，以便更多的人认识真相。
    先从印章风格分析，《旧拓晋唐小楷》上的“赵氏藏书”印中“书”字的下部作圆圈的篆法，多见于明人印章，此类“书”字在明印中常可发现，如“晋府书画之印”、“陈缉熙书籍印”等印，不一而足。明、清以来，这种篆法较为固定，宋则未见。而《自叙》(故宫藏墨迹本)上的“赵氏藏书”印，是较为古拙的宋印风格，这从理论和实例方面均可找到依据。张珩《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说：“宋人篆法不严，字体往往臆造，很难辨认。”故宫博物院藏宋蔡襄《自书诗》上就有南宋“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朱文印，其中“书”字下部不作圆形“日”而作“口”，与《自叙》墨迹上“赵氏藏书”之“书”字下部有相似之处，可证这种写法是有时代依据的(图5)。王铁文中又举证的一方连出处也不敢说的所谓“缉熙殿书籍印”，恐怕又是据“陈缉熙书籍印”伪造。
    怀素《自叙》(水镜堂刻本)中所刻“赵氏藏书”印文与《自叙》墨迹(故宫藏本)上的“赵氏藏书”印文中的“书”字下部不同，其原因在刻帖而不在墨迹。古人刻帖重在字体而不在印章，重字体则重在单字而不在行距。所以刻帖中印章时有时无，行距可长可短。早期刻帖根本不刻印章，至南宋《宝晋斋法帖》等帖始刊刻有关印章。由于刻帖是再加工，有时刻得好，有时刻得差，均属正常之事。《自叙》水镜堂本所刻“赵氏藏书”印文完全有可能是刻工在摹刻时依照当时治印的惯例将“书”字的方形口刻成了圆形日，同时有刻帖中将“舜”字古文错刻成“墨”字之印例可证此说。这类刻帖变异的例证亦不在少数。即以明代摹刻精工著称的《真赏斋帖》而言，刻帖时将《万岁通天帖》(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后的“绍兴”一印不但由下部移得高高在上，而且将“绍”字左侧的大圆刻成小圆，“兴”字下部的笔画也与原印明显不同，一行小款则移到印后。难道可以据此得出《万岁通天帖》墨迹是按照《真赏斋帖》刻本重摹的结论？这类荒谬而机械的鉴定论调的产生，不得不归之于书画帖印知识的缺失和书画帖印关系的误解。因此，当我们发现《旧拓晋唐小楷》上的南宋和明人印章都是赝鼎之后，还会认为“赵氏藏书”一印独真吗？如果文彭真要再摹《自叙》，为什么不照猫画虎，非要将此印刻成异文，招惹一些人来说三道四，自背黑锅做炊夫？
    三、赵鼎是否有可能在《旧拓晋唐小楷》上钤盖“赵氏藏书”印章？
    首先，除了印文的时代风格之外，宋人的钤印习惯当与后人不同。目前所见宋以前的收藏印章可信者极少，但有一个特点：多系骑缝印。如《自叙》墨迹上的几十个苏、赵氏收藏印章，无一不是钤在纸张接缝处。宋薛绍彭《杂书卷》上的十几个宋人印章，也全部是骑缝印。直到南宋末年贾似道起，才开始在书画的空白处钤盖多枚收藏印章，但必有一印骑缝，以防被人调换原作。如蔡襄《自书诗》、苏轼《赤壁赋》、黄庭坚《松风阁诗》等帖上的贾氏收藏印。《旧拓晋唐小楷》上的两方“赵氏藏书”印，均非钤在纸张的接缝处，这不是宋人的钤印习惯，而是作伪者必欲显摆此印以蒙骗无知者，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其次，赵鼎死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死前几年老赵已经被发配到海南岛打渔去了。现存《旧拓晋唐小楷》所收诸帖均是残石《宣示表》、残拓《破邪论》。假设《旧拓晋唐小楷》就是越州石氏本原刻原拓，也不可能是初刻初拓。这里牵涉到越州石氏本的刻帖年代，关于越州石氏本的刻帖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绍熙年间(1190~1194年)，此说如果属实，“赵氏藏书”之印即判死刑。另一说法是刻于绍兴年间(1131~1162年)。即使此说属实，“赵氏藏书”之印也判了死缓。假设越州石氏本刻于绍兴元年，又假设赵鼎是在去海南的前夕才得到越州石氏本，时隔最多只有十余年，身为南宋宰相的赵鼎所宝藏并隆重钤印的“真宋拓”就是现存《旧拓晋唐小楷》这般模样的几页破帖？由此可以推断即使把《旧拓晋唐小楷》抬上了“真宋拓”的青藏高原，“赵氏藏书”之印也仍然是喜马拉雅山上冒出的一片虚幻的妖云。这一推论的根据非常简单：“真宋拓”就可以不分是南宋初还是南宋末、不论是绍兴初还是绍兴末？就可以不问是原石还是翻刻、不管是初拓还是残帖？所以赵鼎在这本杂凑的《旧拓晋唐小楷》残拓上钤印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是非常清楚的。对该帖上的“赵氏藏书”印文深信不疑并据以大做《自叙》墨迹“文摹”文章的李、王二人，如果不能证明《旧拓晋唐小楷》拓自绍兴十五年以前，则帖上的二方“赵氏藏书”之印必如《大观帖》上的“山谷道人”伪印一样子虚乌有，《自叙》墨迹(故宫本)的“文彭摹本说”也将烟消云散作他人鉴余之笑料。
    反观之，假设李、王二人证明了《旧拓晋唐小楷》拓自绍兴十五年以前，而帖上的两方“赵氏藏书”之印亦必如《大观帖》上的“山谷道人”印一样无中生有。不善目鉴者，多以为考证万能，以为书画鉴定时翻翻《李东阳全集》等古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其实大谬。考证作为鉴定的次要依据，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绝对无法解决鉴定中的所有问题，亦即只能解决“明事、证非”的问题，而永远无法解决“定真”的问题。开句玩笑话说：就算查到了《宋史》中的明确记载：“绍兴十年正月初一，赵鼎在安思远藏《旧拓晋唐小楷》上钤印‘赵氏藏书’两方，同观者赵构、秦桧”，将仍然无法证明现存的“赵氏藏书”印痕就是《宋史》中所记的“赵氏藏书”。因为作伪者完全可以据《宋史》伪造或将真本调包。借用一句《水浒传》中的话来说，“任你奸似鬼，也喝了老娘洗脚水”。在书画鉴定的现实中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鉴真落后于制赝，何况只是一些尽信书的“呆子”。如若不信，只要看看混进国内外大小博物馆里公然作“珠”的大小鱼目，就会翻然醒悟。关于书画鉴定中的“定真”的问题，目前只能依靠识者的目鉴来解决。这一点，决非那些胡里马他地瞅了一眼就断言毫无区别者所能理解和相信。可能也会有人不以为然，“目鉴就是万能的？”虽然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相对考证而言，目鉴是鉴定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因为一切真赝的因素，主要存在于书画本体之中，有待行家去发现。唐孙过庭《书谱》早就批过冒牌的南郭先生：“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至于混水摸鱼者的胡鉴，则非目鉴本身之过。如果认为目鉴深奥莫测，世上存在“以考代鉴”的捷径，则必然走向鉴定的断崖。
    对于《旧拓晋唐小楷》上的“赵氏藏书”印，善鉴者望而可知其散发着赝气。当年王壮弘先生一眼便将《宋拓淳化阁帖》(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游相本)判定为黑老虎赝本，帖上自宋至清一干题字全系伪造，其中一方宋代伪印正是“书”字下部作圈(图6)。若问王壮弘先生的根据是什么？目鉴!那些在鉴定方法上南辕北辙的人将永远难望其项背!
    那个“缉熙殿宝”半印更属可笑，皇家玺印一般钤在历代名家的法书名画上，南宋时《淳化》、《大观》等官帖佳拓传世者不可能断档。还有谁会相信大宋宫内的宝玺竟然钤在一张民间所刻的破拓片上？显然，李郁周、王铁两先生关于《自叙》墨迹(故宫本)“文彭摹本说”的立论基础完全是建立在一本伪造宋帖的假印之上，亦即王裕民先生所说的李郁周的所谓论述是“千古笑谈与绝世乌龙”。
    然而书画鉴定的严酷事实反复提醒我们：如果欠缺起码的目鉴能力而完全寄希望于题识、印鉴等次要依据的考证，首先就免不了在考证依据的可靠性方面吃药。前提如果不确，结论难免虚妄。面对千年以来堆积如山的赝本，清代王文治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那些热衷于考证的腐儒的根本问题：“故考据之学盛行而天下无真学者。”                           （王乃栋2008年8月）

延伸阅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