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轮圣王经》

    在唐代，无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众多，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人专门抄写经籍，供人诵读。在通常情况下，传抄佛经之事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写生或书手）。所谓的经生，绝大多数是功名场上的失意者，其名不见于经传，生平行实更是无从稽考。近三地生计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凭借自己多年苦练而成的一点薄技，为人抄经糊口。经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堪称是当时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经生们的书写也有一定的体例与格式。例如，先在专为写经用的纸上画出乌丝界栏，再于卷首写经名，接着书经文，最后注明所用纸张的数量或所书佛经的卷号等。有的甚至署上经生的姓名或附上发愿文等。另外，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这就意味着，抄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道德要有恭虔之心，心无杂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全进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的境界。其次，对他们来说，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既抄写得快，不耽误功夫，影响收入，又要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就这样，“写经体”书法的风格、特点乃至程式逐渐确立下来。由于经生书法既传播了佛教义理，又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民众的陶冶作用，故一直受到多方瞩目。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写经书法应运而生，以至于成为除壁画、造像艺术之外又一绚丽夺目的宗教文化胜景。
    在唐代，无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众多，对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人专门抄写经籍，供人诵读。在通常情况下，传抄佛经之事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写生或书手)。所谓的经牛，绝大多数是功名场上的失意者，其名不见于经传，生平行实更是无从稽考。迫于生计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凭借自己多年苦练而成的一点薄技，为人抄经糊口。经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堪称是当时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经生们的书写也有一定的体例与格式。例如，先在专为写经用的纸上画出乌丝界栏，再于卷首写经名，接着书经文，最后注明所用纸张的数量或所书佛经的卷号等。有的甚至署上经生的姓名或附上发愿文等。另外，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这就意味着，抄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首先要有恭虔之心，心无杂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全进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的境界。其次，对他们来说，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既抄写得快，不耽误功夫，影响收入，又要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就这样，“写经体”书法的风格、特点乃至程式逐渐确立下来。由于经生书法既传播了佛教义理，又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民众的陶冶作用，故一直受到多方瞩目。
    今天的读者在谈及经生书法时，会自然地将其与敦煌联系起来，因为自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1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之后，源自该处的经卷便广为世人所知。事实上，在古代，流传有绪之经生书法亦不胜枚举。仅以《故宫已佚书画目》为例，其中所记载的唐人书佛经就有十六种(参见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至于乾隆、嘉庆年间所编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所收就更多。一些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唐国诠所书《善见律》，迭见著录，题跋累累。有的还被刻入丛帖中，甚至被奉为经典。例如，《灵飞经》被刻入《滋蕙堂法帖》、《渤海藏真帖》后，享誉书坛，“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清朝一朝”(参见肩功先生《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刊于《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
    此处所介绍的《转轮圣王经》其影响和知名度虽不及《灵飞经》，但是至少有两点与后者相似：一是它曾长期被指认为唐钟绍京的作品；二是它亦被镌入丛帖中(如清代歙县鲍漱芳的《安素轩法帖》即收有此经)，一度流传颇广。
    钟绍京，字可大，据说是钟繇后裔。生活于唐初，过世时年逾八十，时人呼为“小钟”。新、旧《唐书》均有传。宋曾巩的《元丰类稿》日：“绍京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米芾的《书史》则称绍京书“笔势圆劲”。但除了《升仙太子碑》碑阴有其题记外，后人几乎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于是，便有好事者或射利之徒将某些写的较为出色的经生书法说成是钟绍京之作品。据启功先生考证，《灵飞经》被系于钟氏名下足始于元袁桷以后的事。而《转轮圣王经》不知自何时起亦被冠以钟绍京之名，但是可以肯定，此亦后人臆度之论，不足为凭。
    此《转轮圣下经》卷，纸本，尺寸为 289.5×23.5厘米，凡一百八十五行，行十七字，曾著录于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一。款署“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十日。用大麻纸七张二 □。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但细察此款，所谓“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 一句属于后人所添，不真，盖字画商们意欲借阎立本之名以抬高字卷之价耳。另外，卷中屡书唐太宗名讳，“世”字、“民”字皆不缺笔。不过，这一点无损于经卷的真实性、可靠性。因为据启功先生考证，“避讳缺其点画，始自高宗之世”(参阅《启功丛稿·题跋卷》第二百九十五页)。此作书于“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十日”，正好处在唐高宗登基并开始避讳之前，因而，其中没有缺笔也属自然、正常之事。
    此卷前后题跋共有十八处，从中可以看出，欣赏者不乏知名人物，如元代仇远，明代韩逢禧，清代梁章钜、张之洞、李文田、吴大澂、赵之谦等。而在元人题跋中有一条曰： “……虎林盛彪……钱塘仇远、同郡曹良史，至元甲午二月十一日同观于困学斋。”困学斋属鲜于枢斋名。虽难以据此认定此物即是鲜于枢的藏品，但至少可以说它曾为鲜丁枢寓目过。
    今观此卷书法，上承陈隋正楷遗风，兼收欧、虞两家笔韵，超凡脱俗，引人入定。其用笔匀净遒劲，结体疏密开合适度，允称初唐写经之精品，堪与《善见律》、《灵飞经》等媲美。学书者问津于此，必当豁然开朗，收事半功倍之效。
    此《转轮圣王经》经文似未收入《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经》等大型佛藏丛书中，而笔者于佛教典籍绝无研究，因而于句读过程中颇有勉为其难之感。此释文中，讹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谅之，并祈赐教为幸。                                                        （陈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