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隋代石质墓志铭，石灰石质，通高109厘米、宽42厘米、厚12.2厘米~12.8厘米，榫为方台形，宽24厘米、厚 11.6厘米、高8厘米。墓志铭的碑体呈长形，碑额呈半圆形，碑体碑额一体，碑下有榫。碑座已失，不知型制。碑额上雕刻浅浮雕图案，图案中间为桃形火焰（或是桃形宝相花花瓣纹）。火焰纹中心为太阳纹，太阳纹周围一圈连珠纹。火焰纹上方中间有一竖直向上的烟气纹（或是一支变形宝相花花蕊纹）。火焰纹两侧有两条巨狮纹饰，相对垂首立于碑额两侧。狮形图案头大身小，夸张得不成比例。狮首口半张，上下两牙齿排列整齐；上吻呈方形，鼻呈圆突，方鼻孔；菱形目，双眼框暴突；广额；耳廓呈椭圆形，向上开张；鬣毛排列整齐，挺直有力，顶端卷曲；双前肢直立，与下吻平齐，三趾，腿上有涡毛；后腿弯曲细弱，后趾踏于宝相花花瓣之上。
    墓志铭碑体正面镌刻正楷的墓志铭铭文。墓志铭题名横写左行“淳于俭墓志铭”。铭文正文竖写左行，共十三行，每行满格21字。墓志铭历经沧桑，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风尘岁月，碑体上部有两条交叉的断裂，铭文椎损严重，许多字迹已漫漶难识。

　　
淳于彳僉（俭）墓誌銘：
    君諱彳僉（俭）字□□□州□河人也□高門待封果容驷馬┙之車炙輠無□□（必？）拜万乘之主□根与□泉争逺蘭□┙共四方竟□□□□孝範 □□□□□□□□蟬鳴王┙君學優登□□□□□□□□□□□□□□□為魏┙广阳王□□記室永安元年加□□□□二年除□州┙城□（尉？）□（永？） □□□□□□□□□□□州将十部常□特┙蕑帝心□□□（临？）沂縣令尸二  （仁）人媿以弦歌季孫慙其施麦┙威恩□稱□□□（兼？）擧不悟夢□無驗涉洹有徵春秋六┙十三□于苐（第）妻□（武？）威孟氏婦工女則訓備六閨齒迫期┙頣俱從靈道今以□隋開皇八年嵗次戊申十一月┙丙寅朔廿日乙酉合塟於般陽城西南黄山東北孝水裏（里）陵墓存焉 □ □拱樹□（合？）烟常栖□鳥壠叢□□時協行人鳴乎哀哉
　　
    墓志铭的左侧面，镌刻有任城李泰源公元1850年撰写的题记，小楷，竖写左行，共四行，识读如下：
    戊申夏客有携法贴求售者因獲見□□□□□（不？）□（禁？）□□（然？）□（曰？）此般陽□□湮没無傳者今何幸出自┙荒烟蔓草□而先睹爲快也正思妥爲□□□適王□應宿□來黌□相商置西廡廊右俾免風雨剥蝕□┙垂永久因嘆物之顕晦有時此碑由隋□□閲千余年而略無殘缺虽書撰無名邑乘失載要其書之檏茂┙文之高雅自饒古趣□不得以無所考據□指無足重輕也因□（赘？）數語以俟博古者辨識焉任城李泰源记峕（时）庚戌四月
    般阳，古县名，西汉置，因地处般水之阳得名。般水是一条在现今淄川区境内基本流向为由东向西、流程较短、在淄川城南汇入孝妇河的小河，历史上曾经水量充沛，现已干枯。般阳县治所在地即现在的淄博市淄川老城，南北朝的刘宋时期移治今临朐东南，北齐废。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大业初废入临朐。
    根据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由当时的淄川县知事（县长）方作霖主持修撰的《淄川县志》记载：“淳于俭墓志铭，开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此石于清道光年间出土，系（淄川）苏王庄农人于孝妇河西岸堤堰塌陷掘地得之，当（即）报知县学，舁置文庙西庑下，（县学）教谕李泰源于碑之左侧刻字记之。”1979 年，国家文物局关于试行《拓印古代石刻的暂行规定》中，此墓志铭作为淄博市唯一重要碑刻入选。1979年，该墓志铭由淄川城文庙旧址移藏入淄博市博物馆。综合上述资料分析，隋代淳于俭墓志铭，于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淄川城西南约5千米的苏王庄，是当地的农民在该村的孝妇河西岸的堤堰塌陷处挖土发现的。出土以后有人发现了该墓志铭的书法艺术价值，拓印了墓志铭的碑文，制成法贴，于戊申（1848年）夏天到淄川县县学[淄川县县学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当时为般阳路州学，并重修先圣庙（文庙），由赵孟頫撰写碑记；明朝初期改为淄川县学]出售，引起当时任淄川县县学教谕的任城县人李泰源的高度重视，以法贴为线索，找到墓志铭原碑，并于庚戌（1850年）四月将其运至淄川城里县学（即文庙）院内，安置于西庑廊房，“俾免风雨剥蚀，（冀）垂永久。”当时该墓志铭是完好无缺的，“阅千余年而略无残缺”，“要其书之朴茂，文之高雅，自饶古趣”，李泰源从而感叹“物之显晦有时”，“雖书撰无名，邑乘失载”， “不得以无所考据，（径）指无足重轻也。”
    淳于俭，《魏书》无传。据墓志铭中所载履历，先后曾担任过北魏广阳王的记室，永安元年（528年）曾加官一次，（永安）二年（529年）晋升为某州的城尉，最高任职是临沂县令。大约死在临沂县令的任职期间，终年63岁。他的夫人武威孟氏则一直活到开皇八年（588年）才去世，其时已经“齿迫期颐”，将近百岁高龄了。按常理推断，淳于俭大约死于6世纪中叶的40年代或50年代。依墓志铭的内容可知，该墓志铭一定出自淳于俭夫妇合葬墓中，而且是在其夫人去世后夫妇合葬时才镌刻入葬的。至于淳于俭夫妇为何最后合葬于般阳城南苏王庄孝妇河西岸，则无从考证了。
    有隋一代，国祚短暂，二世而亡，古迹文物，遗世无多。相对于魏碑和唐碑来说，隋代的碑志资料，向称稀少而珍贵，无一不佳。镌刻于开皇八年的淳于俭墓志铭，虽时在隋完成统一大业的前一年，然仍应归于隋代碑志之列。该墓志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该墓志铭的型制沿用了当时碑碣式样，碑额呈半圆形。“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隋代墓志皆为方形或长方形，与该墓志铭型制有异。从型制特点分析，该墓志铭不但型制与墓上碑碣相同，其放置方式也应与地上碑碣一样，立于底座之上。所立位置依常理推测应该放置在墓室之中，墓门之内，棺椁之前。这为研究古代墓志铭形制沿革，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碑额浮雕亦颇具特色，不是常见的龙纹，而是变形狮纹，艺术风格带有强烈的西域中亚的特点。图中的太阳纹、连珠纹、宝相花纹、双狮图案等明显具有佛教文化的因素和影响，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形式的重要资料。
    在书法艺术方面，该墓志铭的历史价值尤为珍贵。古代墓志、碑铭早期皆不载明撰者和书丹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重文章，轻书丹，书丹之事多由官府中的中下级官吏担当。隋代和唐代初期，虽有大儒名臣撰写并书丹碑文，但也只以“奉敕撰文”为荣耀，书丹一事仍未受重视，仍不具书者之名。公元776年以后，对书法艺术日益重视，在韦应物为其妻元苹制作的墓志铭中，首次镌署“韦应物撰并书”字样（参见陈根远：《文学史和书法史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3月12日第5版）虽然如此，但高级贵族的墓志铭（如隋代蜀王王妃“美人董氏墓志”）书丹者仍应是上层官吏或其属吏中的精于书道者。淳于俭为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吏，位不过县令，更何况墓志铭书丹镌刻之时，乃是其妻“齿迫期頣，俱从灵道”已距其去世约有四十余年，其书丹者自应是下层官吏，甚或是民间儒生。果真如此，就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已经普遍流行的书法体式和一般书法水平。“淳于俭墓志铭” 字体方正，笔法道密朴拙，古雅峻峭，笔画坚挺劲拔，力透纸背。与《宁赞碑》《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相比较，比《宁赞碑》字体结构疏朗、匀称，而少顿挫波磔；与《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字体以扁方取势、书风端庄温雅不同，该墓志铭字体偏于长方，书风寒俭率直，更与欧阳询书风相近。
    “淳于俭墓志铭”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楷书字体在隋代的成熟程度和普及程度，反映了隋楷字体承袭魏晋余风和六朝的流韵，综合南北之趋势，熔南北风格于一炉，作了一番加工，成就了独具特色的隋代楷书书体，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工整有致，有古色，古朴幽深沉静，端庄高雅。奉为书坛正楷的圭臬，隋代碑志资料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