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致伯瑜书札》

    陈澧《致陈良玉书札》

    陈澧《致何崑玉书札》

    陈澧《致香林书札》

    陈澧《致子晖书札》

    陈澧（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自号江南倦客。因少时读书于东厢书塾，晚年自题著作为《东塾读书记》，故学者尊称“东塾先生”。番禺（今广州）人。
    自幼学习举业，十七岁考取了县学生。之后几年颇为得意，先是得到学政翁心存的赏识，以廪贡生荐入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便题了优贡，即是由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次年（1832）又中了举人。之后入京会试，省城舆论看好，以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点翰林的希望。谁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运，十三年间考了五次，皆名落孙山。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的举人“大挑”，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料又考了个二等，只能做教官。陈澧自谓：“以为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土习而起者。”但是到了1849年实援广东河源县学训导，到任便发觉“乱”的不是士而是民，“盗贼遍地”，仅两个月便请假回家。幸亏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县令一样，“为贼捉去矣”。是年咸丰帝继位，例开恩科，陈潭第六次应会试，仍旧落第。1856年陈澧获补选知县，但世道更乱了，太平军正兴，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他只好放弃追求了二十年的“百里侯”，申请改授京官虚衔，得授国子监学录。自此以后，陈澧便不再挂念功名，而专心于学术，会通汉宋之学，著述甚丰，广涉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声律、音乐、地理学、数学、书法及诗词学等众多领域，成就卓越，成为晚清岭南学术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亦可谓因祸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陈澧便入读学海堂，成为学海堂第一届的专课肄业生。1840年补授为学海堂学长，其后一直任职。1867年，陈澧受聘担任菊坡精舍的山长，所以菊坡精舍受学海堂的影响最多。据陈澧《菊坡精舍记》云：“始议为书院时，以书院多课时文，此当别为课。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立说也。” 可知菊坡精舍在办学宗旨上是承传了学海堂的实学宗旨。而陈澧受了二十年的科举之害，最后转为推崇顾炎武，以为在经史中可以寻求得到微言大义，通经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实学，主张摒弃当时以科举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认为精舍门人当以学问为重，不是为取超等；士人为学，须于经、史、子、集四科当中，拣选一科与其性情相近的专门来研究，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专研一科的情况又相类似。所以无论是在教学宗旨还是教学内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学海堂的。
    与学海堂不同的是，陈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经史题进行考课，还升堂讲学，每次听讲者达数十人，既有针对命题的内容，又连带及读书之法。因为菊坡精舍是院长制，不同于学海堂的学长制，这样，菊坡精舍就成了陈潭一人的专门讲学之所，陈澧便能够通过讲学，详细而系统地将自己读书方法、治学途径、经验教训等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影响更深。所以陈澧与应课生徒的师生关系要比学海堂的更为明晰密切，这些学生有一样的师承，学术既高，影响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密切，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塾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表明广东在学术上已经是自成系统，独具特色，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陈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间，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讲学与考课的工作，并继续钻研学术，将集其大成之作《东塾读书记》加以整理陆续出版，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还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后多藏于中山大学；而其关于精舍教学的文章，如《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等，则在他身后由其子孙门人收集在《东塾集》、《东塾续集》中。陈澧在晚年因操劳过度，已是体弱多病，但仍坚持讲学，亲自阅改课卷，1897年由廖延相编刻的《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便都是陈澧亲自选取的菊坡精舍的优秀课卷。全集共选文171篇，诗186首，作者有102人，均是菊坡精舍的优秀人才，菊坡精舍人材之众，由此不难想见。陈澧对菊坡精舍的贡献之巨，转而亦是对广东学术发展的贡献。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以陈澧青年硕德，奏请褒奖，上谕给五品卿衔。1882年，陈澧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清史稿》为其立传，以宣其功。而其门人则报请官方，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弟子梁鼎芬集资百万文，购买祭田，让后人永远纪念。

    陈澧扇面书法

延伸阅读
陈兰甫的学养与书法 
   陈澧自言“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群籍”，“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中年乃皆弃去，专治经学。毕生著述，所成甚多，其著者有《声律通考》、《切韵考》、《汉儒通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东塾读书记》等。书法非其一生所措意，但成就甚高，原因是自幼打下良好的书法基础，加上其学者的学养情操，笔下自有高情雅致。
    兰甫性好古碑版书法，二十二岁初学篆书时，曾托张小篷在杭州购买阮刻石鼓文以供临摹。①又认为琅邪台石刻秦篆为天下石刻最古而无疑议者，曾得拓本而屡屡钩摹。以后又临过《天发神谶碑》。故其篆书“法度谨严，晚年之作，尤为朴茂有致”。②他的行书则“植根于米芾而辅以李邕，用笔参以欧阳父子之法。融汇各家，自成一体”。③其经意之作如《寿樊昆吾诗轴》浑朴古雅，书味盎然。而随意书写的如《东塾读书记》手稿等，用笔亦端谨不苟，时露逸气。兰甫的隶书极力摆脱真书蹊径，不附时趋，以钝拙为宗旨，颇能矫然独造。
    兰甫少年时虽好书法，多临摹，中年即弃去而专心于学术，故他不欲以书法名世。他曾表示过：“作诗写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让专门者为之。专门者不可无其人，我辈则未暇为此也”④“有学问者不可工书画，工书画能掩其学问。”⑤书法虽是兰甫的余事，却能获得很高的成就，为时所重，是因为他有充沛的学养，一旦流注笔下，不期然便有深厚风雅的韵致，断非庸手辈所能企求的。兰甫治经主张立足于汉唐注疏以求深意大义，他对当时贵近贱远的学风不满，谓“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⑥所以他学篆书从石鼓文和琅邪台刻石入手，也就不奇怪了。兰甫性情温厚，谦逊发自内心，他说：“商订古人之书，必当辞气和平，不可嚣争，不可诟厉。”⑦不赞成毛奇龄那种轻易诋责古人的态度。持此以观兰甫的书法，便可知他谨持前人法度，从中出以变化融汇的表现，盖与学养息息相关。
    陈兰甫的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之书。学者之书，其所以能 成就者，大抵始于学养而终于经历，技法特其次耳。末了，引 录几则兰甫的论书文字，以见他的见解。
    “凡学书者，古帖为师，一点一画，心摹手追。奈何为人， 而不师古?一言一动，偭规错矩。嗟乎！书无古法，固书家之 所笑也。人无古法，尤君子之所诮也。故曰：学之为言，效 也。”（《东塾集》卷五《法帖椟铭》）
    “尝见吴氏《筠清馆帖》有唐人写经，成亲王跋尾云： ‘今人见惯宋元明人诸家书，故不能出其范围。试观此唐人书，欲求一字似宋元明人而不可得。何以故?心所本无故也。’此论最精。文章之道亦然，绝不看近代之文，则作文自然高古。世之学为文者，乃专以近人之文为极则，宜其囿于浅近也。” （《东塾遗稿》第三十九册《琐记》）
    “真书有篆隶笔气则高古，篆隶有真书笔气则庸近。犹时文有古文气则佳，古文有时文气则不佳也。此隶书所以难写也。”“隶书所以难好者，以向来熟习真书，虽作隶书终不能脱真书蹊径也。篆书去真书虽远，然犹未免沾染，况隶书乎?此造微之论，今夜忽悟得之。癸酉重九夜四鼓书。”（同上）
    “余谓观篆隶书可使真行日进，观法书可使画日进。”“可见学书须多读书。”（同上）
    “性好古碑版书法，而无暇学之。而时人每以纸、绢索书，遂亦应酬挥洒。然无笔力，无功夫，安得谓之善书。每为人作书，辄自烦恼，以为何苦为人役也。时欲焚笔砚矣。”（《东塾遗稿》第四十七册《默记》）              

                                                                         （黄国声）

注释：
  ①《东塾遗稿》第三十九册《琐记》。
  ②③陈永正《岭南书法史》。
  ④《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
  ⑤《东塾遗稿》第二十八册《学思稿》。
  ⑥《东塾遗稿》第七册《本朝诸儒》。
  ⑦《东塾集》卷三《樊昆吾先生论语注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