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解方保墓志》

    《解方保墓誌》於一九九九年出土於西安市南郊的長安縣一帶，具體出土位置不詳，二年為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誌石高50 厘米，寬49．5厘米，未見墓誌蓋。誌文楷書，共十九行，滿行十九字，字間有方界格，字徑兩厘米，無撰、書人名。在誌文四邊寬五厘米環刻雙排聯珠與纏枝蔓草紋飾，誌石四側線刻十二生肖動物原型圖案，生肖分别置於壺門内，作行走狀，形象生動，壺門中下部綫刻山巒，上部减底刻樹木。十二生肖以順時針子午向次序排列，下側正中為鼠，上側正中為馬，各生肖形象之首尾也呈順時針方向排列。
    兹將墓誌標點錄文如下：
    大隋殄寇將軍奮武尉右屯衛步兵校尉解府君之墓誌
    君諱方保，字阿保，鴈門人也。獨侯之後，巾綬相承，方伯之門，冠纓累世。君少閑戎略，未藉兵書，謨猷在心，無煩劍術。身居末將而勇氣英雄，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齊竊山左，躬厠後旗，劍蜀不賓，親承麾下。神風始發，肅静百川，武校暫舒，泰寧千里，任司禁旅，數賞戎榮。授殄寇將軍、奮武尉、右屯衛步兵校尉，加以含仁愠德，去偽從真，歸向一乘，心專三寶。桑生東海，方驗推移；日落西山，其年遂及。痾纏不愈，奄遂光摧。以大業六年歲次庚午十一月十四日卒於醴泉里，春秋六十有二，即以其月戊午朔廿七日甲申葬於京兆郡長安縣福陽鄉修福里之原，遂使延陵之劍空掛古丘，志士之墳虚安石銘。嗚呼哀哉，乃為頌曰。
    墳瞻北渭，隴望南山，揮戈四表，定亂三關。功幽賞及，節建名班。高陽有去，京落無還。桑田屢改，海水頻移。心存玉字，意念金儀。花從風落，葉逐霜萎。魂沉無返，略記玄碑。
    下面结合誌文對誌主解方保的姓氏、職官與卒葬地以及墓誌的書法及裝飾等略作解析。
    依誌文載誌主解方保，字阿保，祖望雁門，行伍出身，曾任隋殄寇將軍、带武尉、右屯衛步兵校尉等職。大業六年（610年) 卒，終年六十二歲，以此上推，誌主當生於西魏大統十四年（548 ）。誌文未記解方保世系關係，其本人之履歷也較简單。據史料記載解氏源自封邑，即以邑為氏，其姓在中國古代姓氏中為小姓，史書記載名人甚少，解氏郡望在古之解州，即今山西運城、聞喜一帶。解方保一族籍貫雁門，當為從解州分支而成。
    解方保所任殄寇將軍、奮武尉、右屯衛步兵校尉一二職，依《隋書》卷二八《百官志》，殄寇將軍初置於漠，為雜號將軍，隋時定位正九品，至煬帝時已罷棄，因可知解方保授任殄寇將軍當在文帝時期。奮武尉在隋時為八尉之第二等，散職，從六品。右屯衛在隋時為十二衛之一，與左屯衛同為羽林軍。此種職司與誌文所謂「任司禁旅」正相符合。誌文又記「齊竊山左，躬厠後旗」當是指北齊據有山東地區，並時常舆西魏、北周發生戰事，誌主則在此時參與了這些戰事。誌文又記「劍蜀不賓．親承麾下」當是指北周末年「上柱國王謙辭，………進兵屯劍閤，陷始州。至是（大象二年七月）．乃命行軍元帥、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見《隋書．高祖本紀》。由此可知，誌主也曾參與了對王謙的征伐，並在入隋後被授任殄寇將軍、奮武尉、右屯衛步兵校尉等官職。
    誌云解方保卒於醴泉里，當指隋大興城之醴泉坊，依《唐兩京城坊考》知，此坊在朱雀門街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坊中有醴泉寺，故名。唐長安城亦沿用此坊名。誌文又記「葬於京兆郡長安縣福陽鄉修福里之原」按大業三年改雍州為京兆郡，統二十二縣，大興城與朱雀門為界．分別轄於城東的大興縣和城西的長安縣。福陽鄉在隋大興城安化門以南，位置在今長安縣郭杜鎮與祝村之間，此地在唐時尚沿用了福陽鄉之名。此誌中福陽鄉與修福里的記載可補隋代鄉里之闕。
    此誌中没有留下書撰者姓名，但觀此誌無論從書法角度，還是從紋飾裝飾角度而言都堪稱隋代墓誌中之精品。從書法而言它堪舆隋代墓誌精品《董美人墓誌》、《蘇慈墓誌》媲美，是隋代楷書的代表作品。隋滅南北朝後，建立了統一的隋王朝，其書法藝術也完成了對南北朝的融合，即摒棄了南朝貴族書風中的華而不實，保留並繼承了其秀逸、清勁的風格，並且不遺餘力地吸收北朝書法的剛健、挺拔、樸茂、雄渾，使得書法向整齊化、技法化、功利性不斷發展。從而為書法在唐代達到我國書法史上的另一個高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這方墓誌而言，其书法與隋代名碑《龍藏寺碑》如出一轍，其字结體平止寬博，婉丽清疏，用筆細勁挺拔。通篇氧脉相貫，風格統一，無一懈怠處。其風格上承六朝碑石之餘意，追鍾繇之遺風，下開唐楷之先声，窥歐陽詢之清骨。用筆上匯南北筆法於一體，方圓結合。一洗北碑線條平直简單，章法錯落恣肆的狀態而漸趨整齊有序，開始出现了線條之間的粗細變化、節奏變化以及曲線的美感．這是唯美主義書風的萌芽。隋代的這一書風也深深地影響了唐初時的書法家，如歐陽詢、褚遂良等，極大地影響了初唐書法劲瘦秀美的藝術風格。
    除此之外，此墓誌的线刻紋飾裝飾业極為華美，其中十二生肖图案在隋唐時代墓誌及棺槨裝飾中比較常見。就墓誌而言，其中在隋代及唐初，十二生肖圖案多表現為寫實的手法，即刻成動物原形，多做静止或行走的狀態，周圍配以花草圖案作襯托，突出地顯示裝飾的效果。而到了唐中後期以至五代、宋時又多見神化的十二生肖图案，神化的動物為人身獸首，著長袍，執笏板的圖案，整體風格更加生活化。解方保墓誌中的十二生肖圖案即以寫實手法表現，其動物作行走状態，形態端正，旁邊配以简單的山川背景，其刻工嚴謹，畫面略顯生硬，是典型的隋代風格。更為人們所關注的是墓誌文四邊的連珠紋及蔓草紋的裝飾，這在同時代的其他墓誌中也極為少見，到了唐初，在已出土的《李壽墓誌》、《張士貴墓誌》中就有此種裝飾组合的圖案，但它們都將此圖案裝飾於誌蓋部位。由此可見，解方保墓誌的這種圖案组合也深深地影響了唐初的墓誌装飾風格，是後來唐代華麗裝飾藝術的前奏。
    综上所述，《解方保墓誌》堪稱隋代墓誌的精品，它對我們研究隋代的書法與裝飾美學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料。                                                       （张安兴）